一种负疚感始终萦绕着我的心。回北京18年了，2003年11月3日我才去看望经常想念的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于姝坤老师。她住在北京大学燕北园，离我家现在的住地需要1小时的车程。

    于老师只教过我们不足一年的数学课。1965年9月我上初一，那时的我不足14岁。于老师25岁，朝气蓬勃，教学有方，她把全班同学牢牢地拧在一起。

    录取通知书上标注我是初一(1)班的，但是报到那天，一个也考上这所学校的小学同学却告诉我，我和她同在初一(5)班，我不相信。可是被这个同学拉到大红榜前面，却见到我的名字的确列在初一(5)班的最后。班里点名时，两个李淑敏站了起来。于老师让其中个子稍矮一点儿的李淑敏到一班去。点完名，老师问还没点到谁？我坐在后面高高地举起了手。老师解释我是和去一班的那个李淑敏换过来的。

    于老师是班主任，我是学习委员。有一次于老师病了。我象个小大人似的帮老师把作业批改了，又带领同学们上自习课。我觉得挺正常的，谁知第二天于老师可感动了，感动之中还带着她的歉意。

    好容易盼到上初中，我可以要求入团了。每周一的早上，我都会放一份思想汇报或是一份抄录的格言在于老师办公桌上。

    第一学期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