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趁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我离开了家乡。我离家时，父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心里明白，我这次出门不同于以前的几次远游，是要定居北京的，以后再回家乡，反倒要变为作客了。因此，他们再三叮嘱我，希望时局安定些后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那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并对我说：“我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你在京站稳了脚跟，我就往来京湘，也能时时见面。”她还劝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无人照料。春君的体贴入微，令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呢!

    到京后我仍住法源寺，以卖画刻印维生。但生涯并不太好，勉强可以生存。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儿和亲戚朋友远隔千里而不能聚首，便辗侧枕上，通宵难眠。忧愤之余，只有作些小诗以解心头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