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拾粪补粮”破灭记
赶集
文/于振林
1950年腊月，我10岁，家住黑龙江省呼兰县东北一个叫元宝的小村庄。
早几天，邻院的孟大姐夫就约定要带我到距家15里路的西集镇赶集。到了赶集这天，母亲老早起来到鸡窝抓了一只母鸡，用绳子把双腿捆上放在篮子里，这是家里唯一可以换几个钱的东西。我简单吃过早饭，就和大姐夫出发了。他也同样用篮子挎了一只鸡。
我挎着篮子，跟在孟大姐夫身后，边走边盘算着：等到集上把鸡卖了钱，给7岁的大弟弟买一挂小洋鞭儿，再给3岁的小弟弟买一根麻花，或是买一个小喇叭、小玩具什么的，最好再给家里买点什么年货。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西集镇。刚进城门，有一家棺材铺的伙计见我们挎着小鸡，便过来搭讪要买鸡。因为给钱太少，没能成交。我紧跟在孟大姐夫后边，来到市场。
, 百拇医药
时逢年关，市场上人山人海，露天摊床一家连着一家，马路地摊一个挨着一个。我和孟大姐夫挤了个空位，把装鸡的篮子放下，蹲在那里叫卖了好一阵子，只有一两个人前来问价。蹲冷了，我们就挎起篮子，游走在人群中，直到中午，依然很少有人问津。我们漫无目标地晃荡来晃荡去，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腿脚也累了，肚子也饿了，刚来时的兴奋劲儿也没了。望着食品摊床上那金黄的切糕、热乎乎的豆腐脑，还有那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和甜脆的大麻花，真让人垂涎欲滴呀，可是我俩身无分文，只能望而兴叹。
就在这时，孟大姐夫发现他篮子里的鸡死了。时候不早了，我们悻悻地踏上归程，路过来时的棺材铺时，又遇到了那位伙计，见我篮子里的鸡没卖出去，说要给1500元钱(合人民币1角5分)，问我卖不卖，大姐夫说卖给他吧，不然还得带回家去，我也只好同意了。
天实在太冷了，回家的路上，不一会儿，我的手脚就冻得像猫咬一样疼，再过一会儿，全身就冻透了。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我回到了家。见到母亲和弟弟，我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竟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 百拇医药
“拾粪补粮”破灭记
文/ 佟才录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每年的秋天，我们家都因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涨肚”(欠生产队的饥荒)，领不到足够全家人吃一年的粮食。
父亲看到一家老小有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开始实施他心中谋划已久的“拾粪补粮”计划——父亲哥哥和我一起，在冬天给生产队拾粪挣工分，再用工分向生产队换取粮食。
那年我刚满11岁。 北方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早晨的气温是一天里最低的，平均达到摄氏零下30多度。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赶”起来，挎着粪筐走街串巷到处拾粪。拾满一筐，就挎回家倒在院子的角落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每个人必须要拾满3筐粪，否则就不让吃饭。
, http://www.100md.com
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满筐粪压在我的胯骨肘子上很是疼痛，但为了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能吃饱饭，我依然咬紧牙关完成任务。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的粪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生产队长派社员和生产队的会计到我们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万斤粪。我和哥哥在旁边四只眼睛盯着生产队的会计在账簿上记下了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睛笑了，如果按去年的生产队分红计算，60个工分能分红60块钱或分得粮食200斤小米或400斤苞谷呢。有了这些额外分得的粮食，我们家再也不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年春天遭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到秋后一核算，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一分钱。我们父子三人拾一个冬天的粪所挣得的60个工分，只得到生产队的分红6毛钱或2斤小米。父亲的“拾粪补粮”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了。, 百拇医药
文/于振林
1950年腊月，我10岁，家住黑龙江省呼兰县东北一个叫元宝的小村庄。
早几天，邻院的孟大姐夫就约定要带我到距家15里路的西集镇赶集。到了赶集这天，母亲老早起来到鸡窝抓了一只母鸡，用绳子把双腿捆上放在篮子里，这是家里唯一可以换几个钱的东西。我简单吃过早饭，就和大姐夫出发了。他也同样用篮子挎了一只鸡。
我挎着篮子，跟在孟大姐夫身后，边走边盘算着：等到集上把鸡卖了钱，给7岁的大弟弟买一挂小洋鞭儿，再给3岁的小弟弟买一根麻花，或是买一个小喇叭、小玩具什么的，最好再给家里买点什么年货。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西集镇。刚进城门，有一家棺材铺的伙计见我们挎着小鸡，便过来搭讪要买鸡。因为给钱太少，没能成交。我紧跟在孟大姐夫后边，来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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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年关，市场上人山人海，露天摊床一家连着一家，马路地摊一个挨着一个。我和孟大姐夫挤了个空位，把装鸡的篮子放下，蹲在那里叫卖了好一阵子，只有一两个人前来问价。蹲冷了，我们就挎起篮子，游走在人群中，直到中午，依然很少有人问津。我们漫无目标地晃荡来晃荡去，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腿脚也累了，肚子也饿了，刚来时的兴奋劲儿也没了。望着食品摊床上那金黄的切糕、热乎乎的豆腐脑，还有那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和甜脆的大麻花，真让人垂涎欲滴呀，可是我俩身无分文，只能望而兴叹。
就在这时，孟大姐夫发现他篮子里的鸡死了。时候不早了，我们悻悻地踏上归程，路过来时的棺材铺时，又遇到了那位伙计，见我篮子里的鸡没卖出去，说要给1500元钱(合人民币1角5分)，问我卖不卖，大姐夫说卖给他吧，不然还得带回家去，我也只好同意了。
天实在太冷了，回家的路上，不一会儿，我的手脚就冻得像猫咬一样疼，再过一会儿，全身就冻透了。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我回到了家。见到母亲和弟弟，我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竟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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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粪补粮”破灭记
文/ 佟才录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每年的秋天，我们家都因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涨肚”(欠生产队的饥荒)，领不到足够全家人吃一年的粮食。
父亲看到一家老小有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开始实施他心中谋划已久的“拾粪补粮”计划——父亲哥哥和我一起，在冬天给生产队拾粪挣工分，再用工分向生产队换取粮食。
那年我刚满11岁。 北方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早晨的气温是一天里最低的，平均达到摄氏零下30多度。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赶”起来，挎着粪筐走街串巷到处拾粪。拾满一筐，就挎回家倒在院子的角落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每个人必须要拾满3筐粪，否则就不让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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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满筐粪压在我的胯骨肘子上很是疼痛，但为了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能吃饱饭，我依然咬紧牙关完成任务。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的粪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生产队长派社员和生产队的会计到我们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万斤粪。我和哥哥在旁边四只眼睛盯着生产队的会计在账簿上记下了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睛笑了，如果按去年的生产队分红计算，60个工分能分红60块钱或分得粮食200斤小米或400斤苞谷呢。有了这些额外分得的粮食，我们家再也不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年春天遭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到秋后一核算，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一分钱。我们父子三人拾一个冬天的粪所挣得的60个工分，只得到生产队的分红6毛钱或2斤小米。父亲的“拾粪补粮”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