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奉生 口述

    我出生于工人家庭，16岁离开家乡大连到北京

    医学院护校读书，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内、外科做护士各一年，1961年调进中南海保健组。1964年春天，保健组派我去给邓颖超打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大姐。看来那是一次偶然的机缘，但却带给我一生的荣幸。当时，我只知道邓大姐说“小许打针不疼”。其实，那次是大姐为了给周总理挑选护士而对我进行的考察。据说邓大姐对我很满意；这年秋天，组织正式派我到西花厅工作，直至周总理去世。之后，我叉断续在邓大姐身边工作8年。在西花厅工作的20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永生难忘。

    披星戴月 带病操劳

    我一到西花厅就真切地感受到周总理的繁忙。“文革”时期，他更是加倍忙碌。真正是披星戴月、日理万机。

    1967年，发现周总理心脏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增派了保健人员，4名医生、护士分为两组；实行每组24小时负责制。我们携带医疗抢救药品器材，总理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值勤。总理一般上午11-12点钟起床，中午12点多吃“早饭”，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他的日程里没有“午休”，也没有“工间操时间”，连一日三餐也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去机场迎送外宾，就在行驶的汽车里吃点东西。他一般忙到第二天二三点或凌晨六七点钟才休息。

    “文革”开始时，周总理近70岁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健康非常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