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恺院士走了。

    他是从北京安贞医院新建的外科大楼中安静地走的。从两年前打下第一根桩子的时候开始，老人就盼着它起来。多少次，人们看到，一个耄耋老人的身影拄着拐杖，站在满是沙石水泥的工地上。

    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座他心目中对得起中国心脏外科事业的大楼落成了。吴老如愿了，他像是躺在自己孩子的怀里。这当是人生最欣慰的谢幕。

    60岁搞流行病学

    那是一张薄薄的、发黄的便笺。上面留着吴老工整而清晰的字迹：“文革中，上山下乡，治病防病，把我锻炼得更结实……”几乎没有人知道，“更结实”这3个字，竟是吴老事业生命的又一次开始。

    1966年，吴老被迫放下了心爱的手术刀。但是，当命运再次把他从是非颠倒的路上拉回来，并让他重新回到自己亲手创建的北京阜外医院，继续院长职务的时候，他变了。此时，他更多的焦虑，更重的心绪，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手术台。

    再能干的外科医生又能挽救多少心脏病人的生命？而数百万计的危险人群一任发展下去，那该怎么办？

    70年代初，吴老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心血管病预防会议。就像干涩的喉咙忽然吮吸到清凉的琼浆，对于一位忠实于科学的老专家，他觉得透心的敞亮。这位创造了一连串“中国第一”的外科医生，此时铁定了心：我们再也耽搁不起了，必须尽快开展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

    于是，几张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带着红色油墨印记的公文纸，记录了由吴老亲手撰写的，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与世界合作以及建立相关的研究生制度的报告。这便是今天一个轰轰烈烈的学科最早的考证资料。

    其实他非常清楚，当时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人们正在大张旗鼓的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他更明白百姓们对于疾病的态度。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连死都不怕，还怕高血压吗？

    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冷漠面前，是可以想见的微弱。

    但是真正让他痛心的是，那些同道中的不以为然者竟也是为数众多。当时，医学界的普遍心态是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是几乎无法扭转的大势。而这时候，作为心血管专科医院的院长，在临床医学的领地里，忽然要大谈预防医学。结果，绝对是引发众人不解。

    60岁人的肩膀究竟还能扛起多大的分量？

    或许只有吴老自己知道，“我和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他自慰老天爷给了自己得天独厚的“傻劲”。这股劲儿一辈子帮了他不少忙。

    23岁，他初到北京协和医院，一时被这家美国医院流利的英语震慑住了。精通语言，还能有什么诀窍？只有疯狂地背。后来据他言谈中流露，甚至大大挖掘了厕所的作用。可见他把时间利用到拧不出一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