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天使
人出门在外就怕得病，远到海外也一样。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即使没有大病，也会遇到意外，少不了要与医生打交道。我因为工作原因，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常驻过。其间有过两次就医的经历。
第一次就医是9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是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那时我刚到以色列工作，住在耶路撒冷。一天，我看到汽车右后轮胎扎进了一个钉子，就想着自己换上一个新轮胎。谁知那新买的车不愿和我配合，我的手被重重的车身压住。幸运的是，我所住的街道原本很少能看到行人，那天正好有两个年轻人在路边说话。他们听到我的求救，忙跑过来帮着把车身抬了起来。这时，我的左手已是鲜血淋漓，无名指也弯成了一个钝角。这时，正好一个邻居路过，她告诉我，我们所住的这条街道的一端就有一个社区诊所。她担心我找不到，就径直将我带着了诊所的门前。诊所不大，接待厅也就20平方米左右，里面有四五个病人正在候诊。坐在接诊台前的护士看到我托着伤手走进诊所，忙迎了过来。在所有候诊病人惊异的目光注视下，护士领我走进了医生办公室。屋内，一个中年女医生正在和一位患者说话，看到我的情况，她边向那位患者说了声“对不起”，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因为走得急，我站在医生面前直喘粗气。她让我尽量把呼吸放缓，平静下来。随后，她用绷带将我的手臂吊起来，在我的创口上擦了些药，又拿了一个小纸杯倒上药水，让我将受伤手指浸在药水中。这一切都做好了之后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很痛吧”，边说，脸上边做出非常痛苦的样子。她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患者有多么痛苦，医生的表情总是淡然的，而这位女医生当时的样子就像受伤的是自己。她告诉我，她这里不能处理我这样的外伤，我必须要到急诊中心去治疗。
, 百拇医药
这时，她用希伯来语(以色列官方语言)跟护士说了句话，又在纸上用希伯来语写了几个字，说：“我已经让护士打电话叫了出租车，这是你要去的医院的名字，上车的时候给司机看。”我忙向她道谢，问她要多少钱。她说不要钱，并催促我快走。出了诊所大门，果真看到了一辆等候在外的出租车。显然，司机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接过我递给他的纸条，确认之后就就急驰而去。
到了急诊中心，先是拍X片，然后是创面处理，最后医生将我受伤的手指包扎固定好了。看着医生很快就把这一切做好了，我心里有点儿不踏实，难道就这么简单?我在头脑中搜索着，总觉得还应该让医生做些更多的事。对了，应该打破伤风针。但破伤风怎么说我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我问医生，我的手有伤口，是不是应该打一种针，以防感染。医生说：“请你放心，我已经都处理好了，不会感染的。”我还是不死心，就对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医生，想问问她。医生痛快地答应了。我打电话的时候医生就在做他自己的事，打了五六分钟的电话我也没有问出破伤风该怎么说。这时，我突然想起以色列政府正在动员一些人打破伤风针。当时，正是海湾危机即将开始，以色列怕伊拉克再次发动导弹袭击，给所有人发放了防毒面具，同时要求一些高危险地区的人注射破伤风疫苗。于是，我对医生说，我想打的那种针是政府要求大家注射、可以防萨达姆的。医生还是没有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他笑了笑，对我说：“你放心回去吧，只要你按照我给你开的药清洁处理伤口，就不会有问题的。”医生说得不错，我的伤口没有感染，很快就愈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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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有病求助医生是在不久前，我此时身在纽约。2006年入秋后，以前只在春季出现的过敏性鼻炎开始发作，而且逐渐加重，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还出现了哮喘症状。早就知道在美国看病收费是天价，我又没在当时买医疗保险，一般情况下不敢轻易看医生，有点儿小病就靠国内带来的药扛过去。不过，这次我不敢大意。住在纽约有一个好处就是这里华人社区比较多，规模也大，因语言、文化习惯以及收费标准等原因，一般华人都愿意选择华人的服务，就医也是如此。这里的华人医生多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或香港受过医学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内已经当过临床医生，然后又在美国读过一个或数个博士学位，拿到美国行医执照的人。
早晨，当天的中文报纸来了后，我就在广告版找到了专治哮喘病的谭姓医生。电话打过去，是留言机，我自报姓名，说了自己的要求。半个小时后，一位女士来电话，问了问我情况，就为我预约了当天5点的门诊。下午，我如约来到诊室。这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诊所，在繁华地段的一个综合商业楼里。楼里除这家诊所外，还有其他专科诊所以及药店和普通商店。谭医生的诊所与一般的公寓单元房差不多大，八九十平方米的样子。接诊室也像家里的起居室，靠墙放着一张三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旁边还放着几把椅子和两盆叫做圣诞红的植物。病人一来，就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挂在衣帽架上，坐在沙发上等候。我进来的时候，沙发上已经坐着两名病人。接诊的护士先问我是否有预约，然后就让我填了一份登记表，就算是建了病历。我说我没有医疗保险，问她能否在收费上给予优惠。她痛快地答应了。她说，因为当天病人比较多，让我耐心等一下。半个小时后，谭医生叫到了我的名字，我走进了候诊厅隔壁的医生诊室。这医生诊室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书房或是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医生坐在“老板椅”上，面前是一张“大班台”，他的背后是一排书柜，里面排放着厚厚的英文书。四周墙壁上挂得满满的，有毕业证书、行医执照、从医历史以及家人的照片。谭医生看上去60岁左右，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用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听我讲发病的来龙去脉，并不断询问一些细节问题。然后他给我检查了鼻子，又让助手为我做了肺功能检测。最后，谭医生给了我两瓶治疗过敏性鼻炎的鼻腔喷剂和一瓶治疗哮喘的口腔喷剂，还开了一个处方，让我到楼下取对付哮喘发作的应急药。他说，他给我的这些药都是免费的，价值100多美元。这次看病我的花费是60美元的挂号费和80美元的检查费。后来，朋友告诉我，很多大药厂都会向医生提供各种免费药物，像我这样的没有医保的患者常常能从医生手中得到这些药物。我上网查了查，医生给我的这些药都是近几年刚上市、疗效不错的新药，在市场上价格不菲。这些药都是处方药。而美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区分十分严格，没有医生的处方，前者是绝对买不出来的。因此，如果用完了之后还需要，就只能再去诊所，再花上一笔挂号费。
很多出国人员，特别是刚刚到国外的人都对看病有一种畏惧感，一方面是费用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外的就医体系和国内完全不同，常常让人摸不着门儿。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在国外看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麻烦。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事先告诉医生，要求减少费用。如果有一时难以支付的大额医疗费用，可以向政府或其他机构申请分期付款或减免费用。除了急诊之外，一般的病就到私人诊所的全科医生处就诊。看病不必提前排队挂号，打个电话预约一下，如约而去即可。如果患有全科医生处理不了的病症，医生就会将病人转诊到专科医院或大型综合医院。所以国外的大医院虽然规模很大，但病人并不多，绝没有国内大医院终年熙熙攘攘的景象。, 百拇医药
第一次就医是9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是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那时我刚到以色列工作，住在耶路撒冷。一天，我看到汽车右后轮胎扎进了一个钉子，就想着自己换上一个新轮胎。谁知那新买的车不愿和我配合，我的手被重重的车身压住。幸运的是，我所住的街道原本很少能看到行人，那天正好有两个年轻人在路边说话。他们听到我的求救，忙跑过来帮着把车身抬了起来。这时，我的左手已是鲜血淋漓，无名指也弯成了一个钝角。这时，正好一个邻居路过，她告诉我，我们所住的这条街道的一端就有一个社区诊所。她担心我找不到，就径直将我带着了诊所的门前。诊所不大，接待厅也就20平方米左右，里面有四五个病人正在候诊。坐在接诊台前的护士看到我托着伤手走进诊所，忙迎了过来。在所有候诊病人惊异的目光注视下，护士领我走进了医生办公室。屋内，一个中年女医生正在和一位患者说话，看到我的情况，她边向那位患者说了声“对不起”，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因为走得急，我站在医生面前直喘粗气。她让我尽量把呼吸放缓，平静下来。随后，她用绷带将我的手臂吊起来，在我的创口上擦了些药，又拿了一个小纸杯倒上药水，让我将受伤手指浸在药水中。这一切都做好了之后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很痛吧”，边说，脸上边做出非常痛苦的样子。她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患者有多么痛苦，医生的表情总是淡然的，而这位女医生当时的样子就像受伤的是自己。她告诉我，她这里不能处理我这样的外伤，我必须要到急诊中心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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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用希伯来语(以色列官方语言)跟护士说了句话，又在纸上用希伯来语写了几个字，说：“我已经让护士打电话叫了出租车，这是你要去的医院的名字，上车的时候给司机看。”我忙向她道谢，问她要多少钱。她说不要钱，并催促我快走。出了诊所大门，果真看到了一辆等候在外的出租车。显然，司机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接过我递给他的纸条，确认之后就就急驰而去。
到了急诊中心，先是拍X片，然后是创面处理，最后医生将我受伤的手指包扎固定好了。看着医生很快就把这一切做好了，我心里有点儿不踏实，难道就这么简单?我在头脑中搜索着，总觉得还应该让医生做些更多的事。对了，应该打破伤风针。但破伤风怎么说我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我问医生，我的手有伤口，是不是应该打一种针，以防感染。医生说：“请你放心，我已经都处理好了，不会感染的。”我还是不死心，就对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医生，想问问她。医生痛快地答应了。我打电话的时候医生就在做他自己的事，打了五六分钟的电话我也没有问出破伤风该怎么说。这时，我突然想起以色列政府正在动员一些人打破伤风针。当时，正是海湾危机即将开始，以色列怕伊拉克再次发动导弹袭击，给所有人发放了防毒面具，同时要求一些高危险地区的人注射破伤风疫苗。于是，我对医生说，我想打的那种针是政府要求大家注射、可以防萨达姆的。医生还是没有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他笑了笑，对我说：“你放心回去吧，只要你按照我给你开的药清洁处理伤口，就不会有问题的。”医生说得不错，我的伤口没有感染，很快就愈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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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有病求助医生是在不久前，我此时身在纽约。2006年入秋后，以前只在春季出现的过敏性鼻炎开始发作，而且逐渐加重，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还出现了哮喘症状。早就知道在美国看病收费是天价，我又没在当时买医疗保险，一般情况下不敢轻易看医生，有点儿小病就靠国内带来的药扛过去。不过，这次我不敢大意。住在纽约有一个好处就是这里华人社区比较多，规模也大，因语言、文化习惯以及收费标准等原因，一般华人都愿意选择华人的服务，就医也是如此。这里的华人医生多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或香港受过医学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内已经当过临床医生，然后又在美国读过一个或数个博士学位，拿到美国行医执照的人。
早晨，当天的中文报纸来了后，我就在广告版找到了专治哮喘病的谭姓医生。电话打过去，是留言机，我自报姓名，说了自己的要求。半个小时后，一位女士来电话，问了问我情况，就为我预约了当天5点的门诊。下午，我如约来到诊室。这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诊所，在繁华地段的一个综合商业楼里。楼里除这家诊所外，还有其他专科诊所以及药店和普通商店。谭医生的诊所与一般的公寓单元房差不多大，八九十平方米的样子。接诊室也像家里的起居室，靠墙放着一张三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旁边还放着几把椅子和两盆叫做圣诞红的植物。病人一来，就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挂在衣帽架上，坐在沙发上等候。我进来的时候，沙发上已经坐着两名病人。接诊的护士先问我是否有预约，然后就让我填了一份登记表，就算是建了病历。我说我没有医疗保险，问她能否在收费上给予优惠。她痛快地答应了。她说，因为当天病人比较多，让我耐心等一下。半个小时后，谭医生叫到了我的名字，我走进了候诊厅隔壁的医生诊室。这医生诊室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书房或是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医生坐在“老板椅”上，面前是一张“大班台”，他的背后是一排书柜，里面排放着厚厚的英文书。四周墙壁上挂得满满的，有毕业证书、行医执照、从医历史以及家人的照片。谭医生看上去60岁左右，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用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听我讲发病的来龙去脉，并不断询问一些细节问题。然后他给我检查了鼻子，又让助手为我做了肺功能检测。最后，谭医生给了我两瓶治疗过敏性鼻炎的鼻腔喷剂和一瓶治疗哮喘的口腔喷剂，还开了一个处方，让我到楼下取对付哮喘发作的应急药。他说，他给我的这些药都是免费的，价值100多美元。这次看病我的花费是60美元的挂号费和80美元的检查费。后来，朋友告诉我，很多大药厂都会向医生提供各种免费药物，像我这样的没有医保的患者常常能从医生手中得到这些药物。我上网查了查，医生给我的这些药都是近几年刚上市、疗效不错的新药，在市场上价格不菲。这些药都是处方药。而美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区分十分严格，没有医生的处方，前者是绝对买不出来的。因此，如果用完了之后还需要，就只能再去诊所，再花上一笔挂号费。
很多出国人员，特别是刚刚到国外的人都对看病有一种畏惧感，一方面是费用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外的就医体系和国内完全不同，常常让人摸不着门儿。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在国外看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麻烦。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事先告诉医生，要求减少费用。如果有一时难以支付的大额医疗费用，可以向政府或其他机构申请分期付款或减免费用。除了急诊之外，一般的病就到私人诊所的全科医生处就诊。看病不必提前排队挂号，打个电话预约一下，如约而去即可。如果患有全科医生处理不了的病症，医生就会将病人转诊到专科医院或大型综合医院。所以国外的大医院虽然规模很大，但病人并不多，绝没有国内大医院终年熙熙攘攘的景象。,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