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红：排艰克难，顽疾不再
1992年，赵宝刚导演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播出，王志文扮演的男主人公最后因患重症肌无力不治身亡。在人们为主人公命运嘘唏不已的同时，“重症肌无力”这种疾病也第一次为普通老百姓所知。而那时，人们对于此病都不甚了解。
“重症肌无力真的就是不治之症吗？”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国红解释说，“很多人都曾这样问过我。多数人把重症肌无力理解为不治之症，其实不然。随着医学的发展，重症肌无力已不再是什么顽症。采用综合免疫治疗后， 重症肌无力的死亡率已大幅度下降。我们需要更新一个概念，重症肌无力在现代医学中已不是死亡的代名词。只要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案，说不定《过把瘾》会出现另外一种结局。”
女承父业，习医之路遇恩师
国红是个一笑起来满脸就洋溢着快乐的人。那种笑容能感染人，让看到她的人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
国红父母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早年就读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其前身是1944年10月新四军在淮南新浦镇创办的军医学校。学校随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转战南北，直接服务于部队。因此可以说，国红不仅传承了杏林的血脉，更融合有军人的气概。难怪初次见面，便觉得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英气之美。
1952年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为山东医学院。国红笑称，青少年时期的自己个性很强并且略带叛逆。因“不想被父母管”，所以高考志愿一律选择了外地。最后被山东医学院医疗系录取，和自己的父母成为了校友。
1986年，国红来到北京医院，最终被神经内科“相中”。在神经科老主任王新德、蒋景文主任的教导下开始了医学生涯，1995年，许贤豪主任的到来，为国红的事业开启了一派崭新的天地。“不管从学术还是临床上，三位老教授都让我受益匪浅。”提到三位老主任，国红满心感激。
1997年，国红被推荐到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乎丁医院神经科，师从汉斯林克进修神经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众所周之，卡罗林斯卡学院是欧洲一流的医科大学，专业排名世界第七。她以国际领先的科研水平和评审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闻名于世。
半年的学习虽然短暂，但学到的知识却令国红终身受用。她说：“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医学界相比世界来说，信息量相差很多。那半年的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站在世界前沿领域看待医学进步的感觉。当时我主要是在实验室协助导师做科研工作。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一个大夫如果接触过实验室，那么他今后行医的视角，诊断、治疗的角度都是不同的。”国红颇为感慨地说，“我很幸运，遇到的都是极好的老师。他们都在倾尽全力地帮助自己的学生获得最大程度的提高，汉斯林克教授也是这样。”
“刚到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乎丁医院神经科不久，汉斯林克教授就问我，‘你想有你的paper，想发表文章吗？’他这么一说我都愣住了。”国红说，“当时在国内，学术文章是很难发表的。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要求我写文章，后来我明白了教授的用意。他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激发下属的能量和工作热情。学生的学术论文越多，他的成就感也就越强。这也许就是导师概念中的‘桃李满天下’吧。”
今非昔比，用学术挑战顽症
曾几何时，人们把神经科仅看做是“诊断诊室”。医生拿着小锤敲敲打打后，作出定类、定性的诊断。国红无奈地说，“那时候医务界有个说法，‘神经科的治疗就是抗生素、激素、维生素三大素加一个尿垫。’”
虽然这样的微词有失偏颇，但神经科发展初期确实遭遇过太多束手无策的病例。“此类患者，最终的结果大多不是残疾就是痴呆。一旦患上神经类疾病，患者的致残致死率都相当的高。”听闻国红的讲述，记者心中不免感到一阵悲哀。“无药可救”，这对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会是怎样的痛怆？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往神经科的很多疑难杂症已被攻克。
国红告诉记者，以人们曾经谈及色变的重症肌无力为例，国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从电鳗体内提取出了胆碱受体，此后又在人体上找到了相应的受体和抗体，由此发现重症肌无力是可以免疫治疗的。不久后，一名重症肌无力女患者在做了胸腺瘤摘除手术后，症状居然好转。经过大量的实验论证，人们发现重症肌无力患者神经肌肉接头处突触后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AchR)数目减少，受体部位存在抗AchR抗体，且突触后膜上有IgG和C3复合物的堆积，并且证明，血清中的抗AchR抗体的增高和突触后膜上的堆积所惹起的有效的AchR数目的减少，是本病发作的主要缘由，而胸腺是AchR抗体产生的主要场所。
“可见重症肌无力的病因固然不明白，但是和患者的胸腺有较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摘除胸腺后，再加入免疫体调节治疗，就能从根本上治愈重症肌无力。”国红自信地说，“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对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追随许教授投入到了这项研究中去。”
1995年，许贤豪教授开始着手创立神经免疫实验室，国红和她的师兄张华伴其左右。北京医院对于实验室的支持令国红始终心存感念。她说：“院方投入两百多万给我们购买医疗仪器设备。从无到有，我们筹建了实验室，接收全北京市各个医院的送检标本。”
从装修房间到购买仪器，从设计实验方案到实验室投入工作，国红他们都要亲历亲为。“那段时间很苦，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回忆往事，国红说那段日子她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实验室初建的那几年，正是女儿幼儿园和小学时期。国红狠下心来把女儿整托给幼儿园又寄宿给学校。跟着实验室的同事们一道，申请课题，搜集病例，提取标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多少个通宵达旦的夜晚，门诊那张不足1米宽的诊床就是她的栖身之处。
然而，付出终究会迎来收获。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神经免疫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国红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神经免疫创立至今，已经收治了近万名重症肌无力及其它神经免疫疾病患者。D09病房有16张床，专门收治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现在一个半年的时间能周转八九十个病人。这对于我们治愈病人的频率来说，已经相当的不错了。且预后较好，极大程度的降低了病人的死亡率，绝大多数疗效良好的患者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治病救人，让患者重获生命的尊严
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来说，在治疗他们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顾及他们心理的健康。国红说：“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不比其他病症，它的治疗周期很长。患病久了，病人多少会有些情绪。或急躁、恐惧，或消极、抑郁，甚至有些病人产生了厌世的心理。这时候医生就要做他们的主心骨。要鼓励病人，让他们对治疗有信心。”
国红过硬的医术和超强的责任心在患者中有口皆碑。对于夸赞，她始终显得很低调。“大概因为我的主治方向是重症肌无力，所以大家信得过我。而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病症。患者很痛苦，却不明白致病的原因，更不了解治疗的方法。正因为我与患者在医学知识上的不对等，更要求我跟他们把情况介绍清楚。”为了让患者配合治疗，国红事无巨细地一次又一次做着解释，用最浅显易懂的比喻描述治疗过程的各个步骤。“做科研、写论文都只是晋升的手段。但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我和患者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只有并肩协作，互相信任才能真正打赢这场仗。”
曾有一名患者，时隔十几年，却仍让国红记忆犹新。
一天，一名十二、三岁的女孩儿来到了国红面前。因呼吸不畅四处求医未果，最后因怀疑患有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被送到了北京医院。那时，胸外科正巧因为一个重症肌无力病人的胸腺手术问题和病人发生了一些纠纷，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无法也不能给女孩儿进行手术。国红急在心里，三番五次地跑去做协调工作。终于如期让女孩儿接受了手术。再经过术后的免疫调节治疗，女孩儿顺利出院，并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几天前，国红突然在医院看到了女孩儿的身影。那姑娘如今已年近30岁，正在网上报名征婚，需要医院开具相关资料证明。姑娘拉着国红的手问，大夫，我的病真的好了吗？国红说，“是的，你彻底痊愈了。”那一刻，国红从女孩儿眼中看到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到很幸福。”国红激动地说，“那是一种无以伦比的满足感。我通过自己的力量，不仅能够让患者重获生命，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拥有正常人的生活，重新塑造生命的价值，活得更有尊严。” (晓超)
“重症肌无力真的就是不治之症吗？”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国红解释说，“很多人都曾这样问过我。多数人把重症肌无力理解为不治之症，其实不然。随着医学的发展，重症肌无力已不再是什么顽症。采用综合免疫治疗后， 重症肌无力的死亡率已大幅度下降。我们需要更新一个概念，重症肌无力在现代医学中已不是死亡的代名词。只要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案，说不定《过把瘾》会出现另外一种结局。”
女承父业，习医之路遇恩师
国红是个一笑起来满脸就洋溢着快乐的人。那种笑容能感染人，让看到她的人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
国红父母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早年就读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其前身是1944年10月新四军在淮南新浦镇创办的军医学校。学校随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转战南北，直接服务于部队。因此可以说，国红不仅传承了杏林的血脉，更融合有军人的气概。难怪初次见面，便觉得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英气之美。
1952年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为山东医学院。国红笑称，青少年时期的自己个性很强并且略带叛逆。因“不想被父母管”，所以高考志愿一律选择了外地。最后被山东医学院医疗系录取，和自己的父母成为了校友。
1986年，国红来到北京医院，最终被神经内科“相中”。在神经科老主任王新德、蒋景文主任的教导下开始了医学生涯，1995年，许贤豪主任的到来，为国红的事业开启了一派崭新的天地。“不管从学术还是临床上，三位老教授都让我受益匪浅。”提到三位老主任，国红满心感激。
1997年，国红被推荐到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乎丁医院神经科，师从汉斯林克进修神经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众所周之，卡罗林斯卡学院是欧洲一流的医科大学，专业排名世界第七。她以国际领先的科研水平和评审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闻名于世。
半年的学习虽然短暂，但学到的知识却令国红终身受用。她说：“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医学界相比世界来说，信息量相差很多。那半年的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站在世界前沿领域看待医学进步的感觉。当时我主要是在实验室协助导师做科研工作。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一个大夫如果接触过实验室，那么他今后行医的视角，诊断、治疗的角度都是不同的。”国红颇为感慨地说，“我很幸运，遇到的都是极好的老师。他们都在倾尽全力地帮助自己的学生获得最大程度的提高，汉斯林克教授也是这样。”
“刚到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乎丁医院神经科不久，汉斯林克教授就问我，‘你想有你的paper，想发表文章吗？’他这么一说我都愣住了。”国红说，“当时在国内，学术文章是很难发表的。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要求我写文章，后来我明白了教授的用意。他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激发下属的能量和工作热情。学生的学术论文越多，他的成就感也就越强。这也许就是导师概念中的‘桃李满天下’吧。”
今非昔比，用学术挑战顽症
曾几何时，人们把神经科仅看做是“诊断诊室”。医生拿着小锤敲敲打打后，作出定类、定性的诊断。国红无奈地说，“那时候医务界有个说法，‘神经科的治疗就是抗生素、激素、维生素三大素加一个尿垫。’”
虽然这样的微词有失偏颇，但神经科发展初期确实遭遇过太多束手无策的病例。“此类患者，最终的结果大多不是残疾就是痴呆。一旦患上神经类疾病，患者的致残致死率都相当的高。”听闻国红的讲述，记者心中不免感到一阵悲哀。“无药可救”，这对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会是怎样的痛怆？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往神经科的很多疑难杂症已被攻克。
国红告诉记者，以人们曾经谈及色变的重症肌无力为例，国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从电鳗体内提取出了胆碱受体，此后又在人体上找到了相应的受体和抗体，由此发现重症肌无力是可以免疫治疗的。不久后，一名重症肌无力女患者在做了胸腺瘤摘除手术后，症状居然好转。经过大量的实验论证，人们发现重症肌无力患者神经肌肉接头处突触后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AchR)数目减少，受体部位存在抗AchR抗体，且突触后膜上有IgG和C3复合物的堆积，并且证明，血清中的抗AchR抗体的增高和突触后膜上的堆积所惹起的有效的AchR数目的减少，是本病发作的主要缘由，而胸腺是AchR抗体产生的主要场所。
“可见重症肌无力的病因固然不明白，但是和患者的胸腺有较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摘除胸腺后，再加入免疫体调节治疗，就能从根本上治愈重症肌无力。”国红自信地说，“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对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追随许教授投入到了这项研究中去。”
1995年，许贤豪教授开始着手创立神经免疫实验室，国红和她的师兄张华伴其左右。北京医院对于实验室的支持令国红始终心存感念。她说：“院方投入两百多万给我们购买医疗仪器设备。从无到有，我们筹建了实验室，接收全北京市各个医院的送检标本。”
从装修房间到购买仪器，从设计实验方案到实验室投入工作，国红他们都要亲历亲为。“那段时间很苦，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回忆往事，国红说那段日子她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实验室初建的那几年，正是女儿幼儿园和小学时期。国红狠下心来把女儿整托给幼儿园又寄宿给学校。跟着实验室的同事们一道，申请课题，搜集病例，提取标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多少个通宵达旦的夜晚，门诊那张不足1米宽的诊床就是她的栖身之处。
然而，付出终究会迎来收获。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神经免疫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国红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神经免疫创立至今，已经收治了近万名重症肌无力及其它神经免疫疾病患者。D09病房有16张床，专门收治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现在一个半年的时间能周转八九十个病人。这对于我们治愈病人的频率来说，已经相当的不错了。且预后较好，极大程度的降低了病人的死亡率，绝大多数疗效良好的患者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治病救人，让患者重获生命的尊严
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来说，在治疗他们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顾及他们心理的健康。国红说：“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不比其他病症，它的治疗周期很长。患病久了，病人多少会有些情绪。或急躁、恐惧，或消极、抑郁，甚至有些病人产生了厌世的心理。这时候医生就要做他们的主心骨。要鼓励病人，让他们对治疗有信心。”
国红过硬的医术和超强的责任心在患者中有口皆碑。对于夸赞，她始终显得很低调。“大概因为我的主治方向是重症肌无力，所以大家信得过我。而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病症。患者很痛苦，却不明白致病的原因，更不了解治疗的方法。正因为我与患者在医学知识上的不对等，更要求我跟他们把情况介绍清楚。”为了让患者配合治疗，国红事无巨细地一次又一次做着解释，用最浅显易懂的比喻描述治疗过程的各个步骤。“做科研、写论文都只是晋升的手段。但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我和患者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只有并肩协作，互相信任才能真正打赢这场仗。”
曾有一名患者，时隔十几年，却仍让国红记忆犹新。
一天，一名十二、三岁的女孩儿来到了国红面前。因呼吸不畅四处求医未果，最后因怀疑患有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被送到了北京医院。那时，胸外科正巧因为一个重症肌无力病人的胸腺手术问题和病人发生了一些纠纷，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无法也不能给女孩儿进行手术。国红急在心里，三番五次地跑去做协调工作。终于如期让女孩儿接受了手术。再经过术后的免疫调节治疗，女孩儿顺利出院，并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几天前，国红突然在医院看到了女孩儿的身影。那姑娘如今已年近30岁，正在网上报名征婚，需要医院开具相关资料证明。姑娘拉着国红的手问，大夫，我的病真的好了吗？国红说，“是的，你彻底痊愈了。”那一刻，国红从女孩儿眼中看到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到很幸福。”国红激动地说，“那是一种无以伦比的满足感。我通过自己的力量，不仅能够让患者重获生命，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拥有正常人的生活，重新塑造生命的价值，活得更有尊严。” (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