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予菲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关文件中，“发展”“改革”“经济”成为关键词；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中，“市场”一词最火，各出现22次和23次。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小劲说：“这种变化和党的政策制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信息传递到治国工具

    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党内大小事务都由文件规定和规范。那时，文件成为传递战略信息的方式。尤其在长期的地下斗争，惨烈残酷的环境下，党内的多项决策只能通过文件或是口头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分支。比较正式的一份红头文件是出现在1942年。当时在延安，无论是元老功臣，还是基层群众，都在学习由22份文件编纂而成的《整风文献》，整风运动在这份红头文件的指导下“火热”地开展起来。

    “从延安时期开始，起草文件被认为是最核心的权力，毛主席也很重视。” 张小劲说。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就是以毛泽东的草稿为基础完成的。“这份文件通过后，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树立起来了。”

    毛主席不仅重视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文件制度的发展也有贡献。在机要室工作过的叶子龙曾回忆，一次，他误将一份主席还没审阅的文件，丢进了文件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