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梦吟

    “现在出国旅游成了过年的时髦。不同的年代，过年的时髦都不一样……”63岁的北京市民鲍大年说，人生中第一次，鲍大年拿到了护照，他开始像年轻人一样，忙着在网上搜索“攻略”。

    他的女儿给他预定了春节欧洲多国游作为新春礼物，同时也是生日礼物—— 63年前的大年夜，他正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呱呱坠地，因而得名“大年”。

    几十年来，有关过年的记忆，成为“大年”脑海里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看戏最时髦，油水最重要

    上世纪50年代，儿时的鲍大年住在北京东单全国妇联的平房宿舍里。他记得，一到过年，妈妈在全国妇联的同事、那些年轻漂亮的阿姨们，就会在大棉袄外面套上花布罩衣，光鲜亮丽地参加单位的团拜会。“‘文革前，整个社会氛围对穿衣打扮的约束还很宽松，一到过年，大家都会把自认为最好看的衣服穿出来。”鲍大年说。

    春节是最重视“面子”之时。有句童谣让鲍大年记忆犹新：“小分头，二两油，娶个媳妇不发愁!”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男青年出门都要“抹头油”的情形。“现在好多年轻人以头发凌乱为美，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伙儿却以头发油光发亮、纹丝不乱为美。”临近春节，姑娘小伙对发型普遍更加重视，“条件好的，会去四联理发馆理个发”。鲍大年回忆说。

    当时在北京，看戏是年轻人的时尚之选，用鲍大年的话说，“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爱看演唱会一样”。“一到过年，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安大戏院、吉祥剧院都一票难求。能带着恋人去看戏，小伙子会觉得特别有面子。”鲍大年的父亲就曾带着全家去看过一次戏，既是庆祝新春，也是庆祝儿子的生日。

    对累月见不到多少油水的年轻人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