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推动“二孩政策”的先行者
甄静慧
梁中堂不喜欢人口学，真心不喜欢。谈起自己整整研究了30多年的学科，他的反应是深深地皱着眉，很是厌烦。但一不小心，他就在这个颇抵触的领域里呆了半辈子。梁中堂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就对其公开质疑的学者，尤其他还是体制内的人。
误闯人口学
1978年7月，“文革”刚刚结束，梁中堂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彼时，他的梦想是哲学研究和做学问。他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楠森的哲学研究生。
这一回，他得到了黄楠森青睐，黄打算把他推荐到山西大学，眼看梦想就在咫尺，却突然杀出了一位“程咬金”—7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党校教研室工作。
, http://www.100md.com
读研与进党校，那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梁中堂思考再三，“我自信‘文革期间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早已超过了研究生的学识”，努力考研真正的目的并非求学，只是为了找到一条脱离行政职业，迈向学术殿堂的通道，面对党校的橄榄枝，意味着“做学问的梦想可以实现了，那又何必跟着别人去读早已读过的书”？
那一刻，梁中堂做了一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决定—去信婉谢了黄楠森。
然而他没想到，本来一门心思进党校做哲学研究，却被强行分至经济学教研室，不久后，更被指定去搞人口学。
对这突如其来的“摊派”，梁中堂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反感，“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20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
逆主流
事实上，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6月，梁中堂都一直沉浸在“绝不搞人口学”的抵触情绪中，不仅拒写相关论文，在各种会议上也不愿意发言，自己闷头学习英语，写有关哲学的文章，力图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 百拇医药
转折发生在1979年11月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党校仍然坚持派梁中堂去，这回，倔强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得不着手准备一篇论文。
可是写什么呢？10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中央认为这些压力都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而彼时“计划生育”这个具有中国和时代特色的国策正势不可挡地向更为激进的“一胎化”方向演化。
看到这些后，身为农民儿子的梁中堂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同时他越想越忧心，“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老龄化、养老困难等另一类的人口问题。
于是，他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完全逆主流的论文，不仅提出对当时人口目标和“一胎化”的质疑，更通过调研和测算，提出了“晚婚晚育及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替代性方案。
下了水就回不了头
, 百拇医药
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计划生育政策由鼓励变为强制，一年后，“一胎化”就由政策一跃成为国策。这一切让梁中堂感到难以接受。他觉得自己需要继续发声。由此，他深深地卷入了原本极其厌恶的人口学领域。
梁中堂曾多次向中央递交报告，建议放弃“一胎化”，采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结果报告都被否决了。但他并没有放弃。1985年春节他再次上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山西省批准他在翼城做二胎试点。自此，当全国“一胎化”政策最严苛之际，生于这片土地的农民有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权利。
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这样的效果出人意表。为什么二胎政策对人口控制的效果反而更佳呢？梁中堂解释，正如他当初就意识到的，让中国农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几乎不可能，于是在很多地方，妇女怀孕一次，计生部门就做工作让她流产一次，“但她还是会继续怀，直到能生下来。看起来计生工作有很多‘成绩，实际出生率却不见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思想转变
2004年，梁已担任多年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对于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他早已心灰意冷。“我决定到上海，决定和它告别了。”顶着省里反对的压力，他到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本来，这是一次彻底和人口学分道扬镳的机会。然而，如今点开梁中堂的博客，目之所及仍然全是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家里一摞摞的自印书，亦尽与人口政策相关。
“不是舍不得。”他连连摆手，现在其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到了上海后，他把重点放在了对人口政策发展历史的研究上。跳出了人口学本身而纵观政策历史，他反而发现了这里面有很多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百拇医药
梁中堂不喜欢人口学，真心不喜欢。谈起自己整整研究了30多年的学科，他的反应是深深地皱着眉，很是厌烦。但一不小心，他就在这个颇抵触的领域里呆了半辈子。梁中堂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就对其公开质疑的学者，尤其他还是体制内的人。
误闯人口学
1978年7月，“文革”刚刚结束，梁中堂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彼时，他的梦想是哲学研究和做学问。他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楠森的哲学研究生。
这一回，他得到了黄楠森青睐，黄打算把他推荐到山西大学，眼看梦想就在咫尺，却突然杀出了一位“程咬金”—7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党校教研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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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与进党校，那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梁中堂思考再三，“我自信‘文革期间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早已超过了研究生的学识”，努力考研真正的目的并非求学，只是为了找到一条脱离行政职业，迈向学术殿堂的通道，面对党校的橄榄枝，意味着“做学问的梦想可以实现了，那又何必跟着别人去读早已读过的书”？
那一刻，梁中堂做了一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决定—去信婉谢了黄楠森。
然而他没想到，本来一门心思进党校做哲学研究，却被强行分至经济学教研室，不久后，更被指定去搞人口学。
对这突如其来的“摊派”，梁中堂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反感，“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20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
逆主流
事实上，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6月，梁中堂都一直沉浸在“绝不搞人口学”的抵触情绪中，不仅拒写相关论文，在各种会议上也不愿意发言，自己闷头学习英语，写有关哲学的文章，力图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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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发生在1979年11月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党校仍然坚持派梁中堂去，这回，倔强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得不着手准备一篇论文。
可是写什么呢？10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中央认为这些压力都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而彼时“计划生育”这个具有中国和时代特色的国策正势不可挡地向更为激进的“一胎化”方向演化。
看到这些后，身为农民儿子的梁中堂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同时他越想越忧心，“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老龄化、养老困难等另一类的人口问题。
于是，他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完全逆主流的论文，不仅提出对当时人口目标和“一胎化”的质疑，更通过调研和测算，提出了“晚婚晚育及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替代性方案。
下了水就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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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计划生育政策由鼓励变为强制，一年后，“一胎化”就由政策一跃成为国策。这一切让梁中堂感到难以接受。他觉得自己需要继续发声。由此，他深深地卷入了原本极其厌恶的人口学领域。
梁中堂曾多次向中央递交报告，建议放弃“一胎化”，采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结果报告都被否决了。但他并没有放弃。1985年春节他再次上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山西省批准他在翼城做二胎试点。自此，当全国“一胎化”政策最严苛之际，生于这片土地的农民有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权利。
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这样的效果出人意表。为什么二胎政策对人口控制的效果反而更佳呢？梁中堂解释，正如他当初就意识到的，让中国农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几乎不可能，于是在很多地方，妇女怀孕一次，计生部门就做工作让她流产一次，“但她还是会继续怀，直到能生下来。看起来计生工作有很多‘成绩，实际出生率却不见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思想转变
2004年，梁已担任多年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对于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他早已心灰意冷。“我决定到上海，决定和它告别了。”顶着省里反对的压力，他到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本来，这是一次彻底和人口学分道扬镳的机会。然而，如今点开梁中堂的博客，目之所及仍然全是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家里一摞摞的自印书，亦尽与人口政策相关。
“不是舍不得。”他连连摆手，现在其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到了上海后，他把重点放在了对人口政策发展历史的研究上。跳出了人口学本身而纵观政策历史，他反而发现了这里面有很多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