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大事：“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尤以高岗位高权重，统管全国经济，一度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高饶事件”，“五马”之中二人落马，直接促成大区的彻底撤销，这一过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云覆雨惊心动魄。

    “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撤销的决议。原华北人民政府管辖范围就是北京及其周边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即归中央直属，此次撤销华北机构顺理成章。以此为标志，针对大区的一系列裁撤措施开始了。

    为什么要调整刚设立两年多的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三年，经济基本恢复，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建设是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分散主义”苗头令毛泽东十分担忧。大区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极具个人权威；大区拥有立法权，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规，并非都无条件贯彻执行。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主张党政分开，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政府实施，因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通常不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就推行。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将大区领导人调入中央任职则一举两得，既可以从地方收权，又可以分担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责，于是便有了调“五马”进京的构想。

    向苏联学习

    在“五马”进京之前，各大区军事将领已经先行一步调离。辽沈战役后，东北无战事，原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率部入关，由不太懂军事的高岗接任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林彪一路南征，担任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书记兼司令员，1950年10月，他到苏联养病，将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中南局事务由第二书记邓子恢负责；同一时间，彭德怀远赴朝鲜战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成为实际负责人；西南局刘伯承1950年主动提议到南京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华东司令员陈毅与毛泽东“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