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反腐斗士
张惠兰
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纪录。“快一百岁了”
2019年10月21日下午四时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
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老伴儿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
, 百拇医药
一觉醒来，杨维骏仍未消气，他梗着脖子，“大是大非问题，我怎么能退让，说我反腐错了？”
身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也是凭着这股倔强，成了云南官场的“异类”，继而为大众所知。
“快一百岁了。”尽管行走困难，右眼几近失明，口齿也不再伶俐，杨维骏没有就此停歇。收集材料、写举报信、更新博客，他的长矛始终对向不公和贪腐。用友人的话来说，他还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堂吉诃德”。
据杨维骏的“助手”冯清(化名)回忆，五六年前，杨维骏腿脚还灵便，常常下到云南各个州县了解民情。冯清在某国企就职，七八年前杨维骏替失地农民维权时两人结识。
以前，杨维骏每隔一周就要到小区1号门左侧的打印店，请店员打印材料，再帮忙发在博客上，一坐就是一整天。但这两年，衰老不容许他再做这样耗损精力的事了。退休高官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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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杨维骏家的三层小楼突然涌进了许多记者。此前不久，刚刚发生了让杨维骏闻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当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轿车，领着两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了云南省政协的大院。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协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好空手而归。
杨维骏事先得知，由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推“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三千多村民世代耕种的1800亩良田被政府强占，房屋遭强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人租房受阻，只能住到猪圈，一个92岁的老妪不堪煎熬跳鱼塘自杀。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杨维骏带着村民上访的消息在政协大院传开后，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就跑到他家质问，不想被杨维骏反将一军：“难道公车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用来为民请命？”这一幕被一旁的记者记录下来后，杨维骏一下成了网友心目中“最可爱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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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這起事件之前，杨维骏就是云南官场上出了名的“刺头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举报。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时，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白恩培上台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挑起了杨维骏紧张的神经。2014年接受采访时，杨维骏回忆，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杨维骏屡次劝谏未果，还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剔除出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2013年，白恩培早已离开云南，调任全国人大，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反映白恩培的问题。那年夏天，借到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杨维骏直接把举报包括昆明福海案、贱卖矿案及省银监局和省政法委共设陷阱的“金座”诈骗案在内的云南“六大要案”的材料，递给了中纪委。在贱卖矿产的问题上，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白恩培。
, 百拇医药
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白恩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云南省纪委的一位时任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但杨维骏似乎对此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风雨一生 坚如磐石
杨维骏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1949年，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杨维骏仕途坦荡。1951年1月，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 百拇医药
1958年，杨维骏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就只剩杨维骏和妻子王婉琦“相依为命”了。面对比自己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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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但相比从前，话语间，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他说，2014年白恩培落马后，自己的举报再没有过什么大的成绩。说到失地农民因上访被非法拘留，杨维骏本就严肃的语气又立马急促起来：“农民就是靠土地生存，你把农民的土地抢掉，农民还活吗？不能轻描淡写，说限制人身自由。”
冯清解释，在老人家看来，云南的贪腐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强占后的权钱交易问题，“所以老人家想解决的最终还是归到土地问题，而不仅仅说把一个人抓掉处理就完了。”
有时聊完了正事，杨维骏也会和冯清拉些家常，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云南的贪腐和土地问题，二是反腐文集的出版，“如果能有一个结果的话，他也能瞑目了”。
“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参考资料：《杨维骏自传》《杨维骏争鸣文集》), 百拇医药
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纪录。“快一百岁了”
2019年10月21日下午四时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
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老伴儿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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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杨维骏仍未消气，他梗着脖子，“大是大非问题，我怎么能退让，说我反腐错了？”
身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也是凭着这股倔强，成了云南官场的“异类”，继而为大众所知。
“快一百岁了。”尽管行走困难，右眼几近失明，口齿也不再伶俐，杨维骏没有就此停歇。收集材料、写举报信、更新博客，他的长矛始终对向不公和贪腐。用友人的话来说，他还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堂吉诃德”。
据杨维骏的“助手”冯清(化名)回忆，五六年前，杨维骏腿脚还灵便，常常下到云南各个州县了解民情。冯清在某国企就职，七八年前杨维骏替失地农民维权时两人结识。
以前，杨维骏每隔一周就要到小区1号门左侧的打印店，请店员打印材料，再帮忙发在博客上，一坐就是一整天。但这两年，衰老不容许他再做这样耗损精力的事了。退休高官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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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杨维骏家的三层小楼突然涌进了许多记者。此前不久，刚刚发生了让杨维骏闻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当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轿车，领着两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了云南省政协的大院。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协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好空手而归。
杨维骏事先得知，由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推“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三千多村民世代耕种的1800亩良田被政府强占，房屋遭强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人租房受阻，只能住到猪圈，一个92岁的老妪不堪煎熬跳鱼塘自杀。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杨维骏带着村民上访的消息在政协大院传开后，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就跑到他家质问，不想被杨维骏反将一军：“难道公车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用来为民请命？”这一幕被一旁的记者记录下来后，杨维骏一下成了网友心目中“最可爱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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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這起事件之前，杨维骏就是云南官场上出了名的“刺头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举报。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时，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白恩培上台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挑起了杨维骏紧张的神经。2014年接受采访时，杨维骏回忆，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杨维骏屡次劝谏未果，还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剔除出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2013年，白恩培早已离开云南，调任全国人大，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反映白恩培的问题。那年夏天，借到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杨维骏直接把举报包括昆明福海案、贱卖矿案及省银监局和省政法委共设陷阱的“金座”诈骗案在内的云南“六大要案”的材料，递给了中纪委。在贱卖矿产的问题上，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白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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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白恩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云南省纪委的一位时任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但杨维骏似乎对此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风雨一生 坚如磐石
杨维骏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1949年，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杨维骏仕途坦荡。1951年1月，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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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杨维骏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就只剩杨维骏和妻子王婉琦“相依为命”了。面对比自己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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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但相比从前，话语间，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他说，2014年白恩培落马后，自己的举报再没有过什么大的成绩。说到失地农民因上访被非法拘留，杨维骏本就严肃的语气又立马急促起来：“农民就是靠土地生存，你把农民的土地抢掉，农民还活吗？不能轻描淡写，说限制人身自由。”
冯清解释，在老人家看来，云南的贪腐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强占后的权钱交易问题，“所以老人家想解决的最终还是归到土地问题，而不仅仅说把一个人抓掉处理就完了。”
有时聊完了正事，杨维骏也会和冯清拉些家常，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云南的贪腐和土地问题，二是反腐文集的出版，“如果能有一个结果的话，他也能瞑目了”。
“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参考资料：《杨维骏自传》《杨维骏争鸣文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