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佳莹

    5月下旬，杭州市卫健委在专题会上提到，拟升级健康码，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将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相联系，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

    这一意欲将健康码常态化利用的探索当即引起争议。除了健康码已经获取的个人健康信息较敏感外，渐变色健康码集成电子病历、生活方式管理等设想更引发了公众隐私被进一步掌控、甚至进行公开排序的担忧。

    与杭州市意欲升级健康码，进一步获取和利用公众信息不同，在今年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对新冠疫情期间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去向则较为谨慎。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借助提案建议，针对新冠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信息设立退出机制，对已搜集信息进行规范管理，降低数据泄露、滥用风险等。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网信办原副主任任贤良认为，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公众让渡了一部分个人信息权利，但这种让渡是有边界和时限的，在疫情结束后，有关部门应当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封存、销毁。高效治理与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平衡？

    “社区掌握很多信息，而且现在连办公大楼的物业都知道我住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