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思纯

    明清之际，贵州人才蜂起，广大贵州士人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骄人成绩，被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当人们惊异于贵州的这一文化现象时，不难从历史中得到答案：那就是历史的际遇造就了贵州，是贵州日显重要的战略地位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笔者就此一一解读。

    明代的治黔方略

    贵州在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没有独立的身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元军残余势力之后，下令在通往“滇之喉”的驿道一线设立卫所，屯兵二十万，实行军事管制，旨在巩固云南边防及稳定西南政局，并在今天的贵阳设立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 (1413年)，贵州“建省”，标志着明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的高度重视，亦标志着贵州新时代的到来。

    朱元璋颇有头脑，治国有术。在其君临天下之后，便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他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他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强调“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责成驻黔官员“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

    功不可没的治黔官员

    在明朝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按察使、提学副使，以及府、州、县、卫较低级的官员中，大多数官员遵循国家的大政方针，以振兴黔中文教为职志。他们建文庙、办书院，大力提倡儒学，以此“作养人才”。其中最为黔人缅怀的有提学副使毛科、席书、蒋信、徐樾、吴国伦，巡按御使王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