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说当年(四)
1972年5月19日当时我正在钓鱼台值班时,忽然接到张佐良医生的电话,说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中,发现较多的红细胞。对于总理的尿常规化验问题,因多年来偶尔在他的尿中也发现过少数红细胞,因此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定期化验(在正常情况下每周一次),而在5月19日之后竟增多至15~20个/每高倍镜下,虽无任何不适,但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认为必须严密观测、检查,除化验尿常规外还应做病理细胞学检查。后来,在5月25日,305医院病理科主任陈康年医生首先发现尿中有可疑的移行上皮癌细胞,又经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马正中医生核实,认为是“高度可疑的移行上皮癌细胞”,当即向杨德中副局长报告,杨局长和我共同找到陈康年医生和马正中医生再仔细复核,认为诊断基本肯定。杨局长和我研究后,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派门诊部董长城医生和马正中主任两人共同将标本亲自送往上海及天津两地再请专家会诊,结果一致认定是移行上皮癌细胞。
为了准备下一步可能需要进行的检查和治疗地点,杨局长和我两人迅速到各有关单位如北京医院、301医院、钓鱼台和中南海门诊部以及刚刚建成的305医院等处勘察。与此同时,由吴阶平同志、卞志强、吴蔚然、张佐良等四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中央审批做膀胱镜检查。5月30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到怀仁堂谈话,随后由杨德中副局长引领我们三人(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到怀仁堂后,见到叶剑英、汪东兴、张春桥等三位领导,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向我们传达了三项指示:①不检查②不开刀③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听后,我们非常不安和焦急,虽详细解释需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均无济于事。此时周总理仍旧日夜操劳,随着时间推移,尿血也时有加重,甚至发展到肉眼可见血尿的程度,我们不断奔走汇报请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许多首长家面报问题的严重性,请求及早诊治,其后,虽由一些中央领导人开会详细听取医疗组的汇报,并由吴阶平同志等详尽解释和报告了有关的细节,但手术仍不能迅即进行。后来,我曾和张佐良医生商议,认为在此情况下只好婉言暗示,恕请总理理解并自己表态,争取及早决定。
, 百拇医药
1973年3月10日,总理终于在玉泉山驻地接受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发现幸而只有较小的乳头状癌瘤,当即电灼清除,术后采用药物定期灌注。但至10月底又发现肉眼血尿,因工作太忙,直到1974年3月12日由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复发,已不能电灼,但又因工作需要不能接受手术,及至6月1日才做了膀胱部分切除手术。术后不到两个月,血尿又加重,从1974年11月至1975年8月7日共做了五次膀胱镜检及电灼。
1975年9月12日,周总理尿中突然出现鳞状癌细胞,9月16日以后血尿加重,并在下腹正中偏左部位已可摸到核桃状肿块。9月20日因尿血过多影响排尿,必须进行紧急手术,手术时将下腹部肿块送往病理检查证明为“鳞状细胞癌”。这种癌肿恶性高,发展快,因此,它逐渐广泛扩散到肺、肝及肠等处,导致肠梗阻等等后果,已经无法根治,虽做了各种对症处理,以减轻痛苦,但痛苦之大,难以想象。及至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1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终于在为人民鞠躬尽瘁、耗尽心血之后,心脏停止了跳动。回想他在患病后,一直坚持辛勤工作,1974年12月18日为了筹备四届人大等重大任务,虽身患重病,仍到外地汇报研究工作,并于1975年1月7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民很多人都感动落泪。我们亲眼看到他在患病日渐加重的情况下,仍对工作毫不松懈,不计较个人安危,时刻惦记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使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在他弥留之际,还把我叫到床边,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询问:“主席身体怎么样?剑英同志怎么样?别的领导人呢?”最后还说“你的手冰凉,怎么这么凉呀?”听到这微弱无力的声音,看到他骨瘦如柴的面容,体会他对革命同志如此深情,我悲痛至极,泪如泉涌!
1976年真是我党的多事之年,党的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在1月8日周总理病逝之后,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故。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伤亡数十万人。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9月9日也与世长辞了。而“四人帮”却更加疯狂作乱,妄图篡权,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实在令人焦虑不安!
可喜的是10月6日,也是四人帮一伙恶贯满盈,遭到了人民的痛击,彻底覆灭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如释重负,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出现了真正的安定团结,发奋图强,形成了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让我们不禁想念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许多的革命老前辈们,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十分欣慰。, 百拇医药
为了准备下一步可能需要进行的检查和治疗地点,杨局长和我两人迅速到各有关单位如北京医院、301医院、钓鱼台和中南海门诊部以及刚刚建成的305医院等处勘察。与此同时,由吴阶平同志、卞志强、吴蔚然、张佐良等四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中央审批做膀胱镜检查。5月30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到怀仁堂谈话,随后由杨德中副局长引领我们三人(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到怀仁堂后,见到叶剑英、汪东兴、张春桥等三位领导,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向我们传达了三项指示:①不检查②不开刀③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听后,我们非常不安和焦急,虽详细解释需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均无济于事。此时周总理仍旧日夜操劳,随着时间推移,尿血也时有加重,甚至发展到肉眼可见血尿的程度,我们不断奔走汇报请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许多首长家面报问题的严重性,请求及早诊治,其后,虽由一些中央领导人开会详细听取医疗组的汇报,并由吴阶平同志等详尽解释和报告了有关的细节,但手术仍不能迅即进行。后来,我曾和张佐良医生商议,认为在此情况下只好婉言暗示,恕请总理理解并自己表态,争取及早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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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10日,总理终于在玉泉山驻地接受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发现幸而只有较小的乳头状癌瘤,当即电灼清除,术后采用药物定期灌注。但至10月底又发现肉眼血尿,因工作太忙,直到1974年3月12日由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复发,已不能电灼,但又因工作需要不能接受手术,及至6月1日才做了膀胱部分切除手术。术后不到两个月,血尿又加重,从1974年11月至1975年8月7日共做了五次膀胱镜检及电灼。
1975年9月12日,周总理尿中突然出现鳞状癌细胞,9月16日以后血尿加重,并在下腹正中偏左部位已可摸到核桃状肿块。9月20日因尿血过多影响排尿,必须进行紧急手术,手术时将下腹部肿块送往病理检查证明为“鳞状细胞癌”。这种癌肿恶性高,发展快,因此,它逐渐广泛扩散到肺、肝及肠等处,导致肠梗阻等等后果,已经无法根治,虽做了各种对症处理,以减轻痛苦,但痛苦之大,难以想象。及至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1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终于在为人民鞠躬尽瘁、耗尽心血之后,心脏停止了跳动。回想他在患病后,一直坚持辛勤工作,1974年12月18日为了筹备四届人大等重大任务,虽身患重病,仍到外地汇报研究工作,并于1975年1月7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民很多人都感动落泪。我们亲眼看到他在患病日渐加重的情况下,仍对工作毫不松懈,不计较个人安危,时刻惦记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使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在他弥留之际,还把我叫到床边,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询问:“主席身体怎么样?剑英同志怎么样?别的领导人呢?”最后还说“你的手冰凉,怎么这么凉呀?”听到这微弱无力的声音,看到他骨瘦如柴的面容,体会他对革命同志如此深情,我悲痛至极,泪如泉涌!
1976年真是我党的多事之年,党的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在1月8日周总理病逝之后,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故。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伤亡数十万人。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9月9日也与世长辞了。而“四人帮”却更加疯狂作乱,妄图篡权,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实在令人焦虑不安!
可喜的是10月6日,也是四人帮一伙恶贯满盈,遭到了人民的痛击,彻底覆灭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如释重负,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出现了真正的安定团结,发奋图强,形成了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让我们不禁想念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许多的革命老前辈们,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十分欣慰。,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