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碑帖欣赏(上)
何谓“碑”、“帖”
书法流传的主要方式是碑帖。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称。
广义的碑是指镌有述德、铭功、记事等文字的刻石,如碑碣、摩崖、造像记与墓志等。狭义的碑则是指东汉以后,立于纪念地、建筑或墓前,刻镌文辞的长方形石板。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般泛指笔札,其中包括书信及小件帛书和纸书。由于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广传,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石头上,可以多次拓制,广为流传,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帖”。
碑和帖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第一、制作目的不同。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碣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是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也照样收入,很少顾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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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体不同。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草书刻碑除武则天《升天太子碑》外,绝少有之。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
第三、形制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第四、制作方法不同。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还有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有极浓的金石味道,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序。虽然程序复杂,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尽力毕肖,每道工序均不得搀入己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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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灿若星河的书法文化中,以碑帖为载体的书法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碑”中奇葩
现今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当时刻在石碑上保留下来的。只是当时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等等。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的人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摹。
《曹全碑》为汉代隶书。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飞扬,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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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逾越的“帖”之高峰
魏晋南北朝是书法史上了不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
钟繇的代表作《宣示表》是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如同很多优秀作品一样,它在流传过程中作为王公贵族的殉葬品而不再见于天下。现在传下来的是临摹本,字体端庄古雅,结体略呈扁形,笔画已脱八分古意,全是真书笔法,可以说是楷书之祖。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峰。与其子王献之一起被后人称为“二王”,也有人尊称王羲之为“书圣”。
他的行书有如行云流水,其中又以《兰亭序》为最极品。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右军宦游山阴,与孙统承、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饮酒赋诗,由他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记序盛会,共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二十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据说王羲之此后再多次书写《兰亭序》,均未有第一次书写的精妙。《兰亭序》也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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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还有“三希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询《伯远帖》,这三件王氏一门所写(书)的信札墨迹,被世人视为稀世珍品,世人对这珍品总称为“三希帖”。这三件国宝墨迹在乾隆时代收为己有,尤被宝爱,将之珍藏在大内养心殿的温室内,题称为三希堂。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时,三希堂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134人之墨迹340件以及拓本495种。三希堂不仅以储存三希墨宝而闻名于世,同时还陈设有大量当时制作得极为精致的工艺品和文房器具。高雅与精致充溢着这个仅八平方米狭小的空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
《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这件书迹以圆笔藏锋为主,起笔与收笔,钩挑波撇都不露锋,由横转竖也多为圆转的笔法,结体匀整安稳,显现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明代鉴藏家詹景凤评论说其 “圆劲古雅,意致悠闲逸裕,味之深不可测”,元赵孟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评论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此帖笔力雄健,挥运之际,情驰神纵,一气呵成,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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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帖》是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这是王洵给亲友的一封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笔画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有晋人之韵味。
南北朝时期“碑”为壮美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罐、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很多。其中代表作有《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建立。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所得。碑文书法古雅,带有隶书意味,气魄雄浑,结构多变,给人们一种壮美的感觉。(待续), 百拇医药(荣宏君)
书法流传的主要方式是碑帖。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称。
广义的碑是指镌有述德、铭功、记事等文字的刻石,如碑碣、摩崖、造像记与墓志等。狭义的碑则是指东汉以后,立于纪念地、建筑或墓前,刻镌文辞的长方形石板。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般泛指笔札,其中包括书信及小件帛书和纸书。由于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广传,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石头上,可以多次拓制,广为流传,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帖”。
碑和帖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第一、制作目的不同。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碣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是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也照样收入,很少顾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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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体不同。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草书刻碑除武则天《升天太子碑》外,绝少有之。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
第三、形制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第四、制作方法不同。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还有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有极浓的金石味道,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序。虽然程序复杂,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尽力毕肖,每道工序均不得搀入己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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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碑”中奇葩
现今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当时刻在石碑上保留下来的。只是当时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等等。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的人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摹。
《曹全碑》为汉代隶书。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飞扬,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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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逾越的“帖”之高峰
魏晋南北朝是书法史上了不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
钟繇的代表作《宣示表》是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如同很多优秀作品一样,它在流传过程中作为王公贵族的殉葬品而不再见于天下。现在传下来的是临摹本,字体端庄古雅,结体略呈扁形,笔画已脱八分古意,全是真书笔法,可以说是楷书之祖。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峰。与其子王献之一起被后人称为“二王”,也有人尊称王羲之为“书圣”。
他的行书有如行云流水,其中又以《兰亭序》为最极品。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右军宦游山阴,与孙统承、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饮酒赋诗,由他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记序盛会,共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二十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据说王羲之此后再多次书写《兰亭序》,均未有第一次书写的精妙。《兰亭序》也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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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还有“三希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询《伯远帖》,这三件王氏一门所写(书)的信札墨迹,被世人视为稀世珍品,世人对这珍品总称为“三希帖”。这三件国宝墨迹在乾隆时代收为己有,尤被宝爱,将之珍藏在大内养心殿的温室内,题称为三希堂。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时,三希堂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134人之墨迹340件以及拓本495种。三希堂不仅以储存三希墨宝而闻名于世,同时还陈设有大量当时制作得极为精致的工艺品和文房器具。高雅与精致充溢着这个仅八平方米狭小的空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
《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这件书迹以圆笔藏锋为主,起笔与收笔,钩挑波撇都不露锋,由横转竖也多为圆转的笔法,结体匀整安稳,显现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明代鉴藏家詹景凤评论说其 “圆劲古雅,意致悠闲逸裕,味之深不可测”,元赵孟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评论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此帖笔力雄健,挥运之际,情驰神纵,一气呵成,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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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帖》是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这是王洵给亲友的一封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笔画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有晋人之韵味。
南北朝时期“碑”为壮美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罐、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很多。其中代表作有《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建立。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所得。碑文书法古雅,带有隶书意味,气魄雄浑,结构多变,给人们一种壮美的感觉。(待续), 百拇医药(荣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