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红旗颂》让亿万人民产生共鸣
81岁的吕其明，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听过多少遍《红旗颂》了。但每一次当《红旗颂》那激越高昂的旋律响起时，便像44年前的那个春天伴着热泪写下这部作品时一样，这位老人仿佛又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正迎着东方旭日和满天霞光冉冉升起。
吕其明写下这部感人至深、催人奋发的作品时才35岁。然而他却用他对红旗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就了这部歌颂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华彩乐章。
音乐启蒙：小提琴
让他走上了创作之路
吕其明于1930年出生，1940年就参加了新四军。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诞生，整整9年，吕其明从一个10岁的孩童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青年。他对音乐产生喜爱、受到启蒙，也是在这段抗日战争的日子里。
那是1942年的春夏之交，大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音乐指导工作。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贺绿汀在树下练小提琴，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孩子，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他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相隔67年，吕其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那一幕。
3个月后，贺绿汀去了延安。但贺老师的鼓励在吕其明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促使他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战斗生活中，吕其明将自己的一生同民族、同党、同人民军队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座丰碑：父亲
是我人生中的明灯
1945年9月，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随新四军七师北上，在路上突然遭遇国民党反动派袭击不幸被捕。吕惠生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坚贞不屈，这年11月，不幸被害于南京江陵镇狱中，就义时年仅43岁。父亲和无数先烈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在吕其明的心灵深处矗立起了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诞生，吕其明随他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他的主业是拉小提琴，直到1951年因管弦乐团解散而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几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上影厂，开始为故事片作曲。1956年，他完成了《铁道游击队》和《家》两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其中一曲优美动人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至今仍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
吕其明于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完成了故事片《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音乐创作，同时他还创作了交响乐《郑成功》(合作)、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用音乐谱写了一部又一部共产党人和革命英雄的动人诗篇。
粉碎“四人帮”后，吕其明凭着《庐山恋》《城南旧事》等影片的音乐创作，再次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1990年，吕其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虽然此时的电影更加日趋商业化，但这一时期吕其明在音乐创作上还是写出了不少成功的作品，比如电影《焦裕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为了此片的音乐创作，吕其明来到焦裕禄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收集了很多资料。谱曲工作历时半年多，这期间他普遍地征求了各方意见。作品完成后，在交给谁唱时犯了难。此时正值年底，制片主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片子一定要在年底前完成。正在着急时，有一天，导演忽然听到一个粗犷的嗓音正在哼唱这首歌，导演循着声音看过去，原来竟是扮演焦裕禄的演员李雪健。导演试探地问吕其明，让李雪健试一试？就这样，这首歌最后由扮演焦裕禄的李雪健自己来唱……
抒写心声：20年戎马岁月
一周化为《红旗颂》
在吕其明的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首先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前夕，一批老音乐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上来的音乐作品时，普遍感觉到其中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气势恢弘的新作品。于是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老一辈音乐家建议由吕其明来完成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定名为《红旗颂》。
“于是，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民对红旗那种向往和情感，并把这种感情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说，红旗在我心中唤起的回忆和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奋战，吕其明完成了总谱的创作。
《红旗颂》采用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气势磅礴的乐曲表现出亿万人民在这历史性时刻，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气壮山河、催人奋进。
在随后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演奏了这部作品。首次演出后，老一辈音乐家又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经过删改，这部作品更为凝练、精湛。
几次成功的音乐创作都来自吕其明爆发式的灵感，但每次爆发的灵感都藏着作曲家很深的个人情感和长时间的阅历累积。
如今，《红旗颂》已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吕其明说：“每当有人问我《红旗颂》久演不衰有什么感想时，我认为，作曲家当然希望有人喜欢、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http://www.100md.com(王建柱)
吕其明写下这部感人至深、催人奋发的作品时才35岁。然而他却用他对红旗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就了这部歌颂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华彩乐章。
音乐启蒙：小提琴
让他走上了创作之路
吕其明于1930年出生，1940年就参加了新四军。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诞生，整整9年，吕其明从一个10岁的孩童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青年。他对音乐产生喜爱、受到启蒙，也是在这段抗日战争的日子里。
那是1942年的春夏之交，大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音乐指导工作。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贺绿汀在树下练小提琴，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孩子，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他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相隔67年，吕其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那一幕。
3个月后，贺绿汀去了延安。但贺老师的鼓励在吕其明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促使他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战斗生活中，吕其明将自己的一生同民族、同党、同人民军队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座丰碑：父亲
是我人生中的明灯
1945年9月，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随新四军七师北上，在路上突然遭遇国民党反动派袭击不幸被捕。吕惠生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坚贞不屈，这年11月，不幸被害于南京江陵镇狱中，就义时年仅43岁。父亲和无数先烈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在吕其明的心灵深处矗立起了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诞生，吕其明随他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他的主业是拉小提琴，直到1951年因管弦乐团解散而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几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上影厂，开始为故事片作曲。1956年，他完成了《铁道游击队》和《家》两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其中一曲优美动人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至今仍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
吕其明于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完成了故事片《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音乐创作，同时他还创作了交响乐《郑成功》(合作)、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用音乐谱写了一部又一部共产党人和革命英雄的动人诗篇。
粉碎“四人帮”后，吕其明凭着《庐山恋》《城南旧事》等影片的音乐创作，再次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1990年，吕其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虽然此时的电影更加日趋商业化，但这一时期吕其明在音乐创作上还是写出了不少成功的作品，比如电影《焦裕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为了此片的音乐创作，吕其明来到焦裕禄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收集了很多资料。谱曲工作历时半年多，这期间他普遍地征求了各方意见。作品完成后，在交给谁唱时犯了难。此时正值年底，制片主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片子一定要在年底前完成。正在着急时，有一天，导演忽然听到一个粗犷的嗓音正在哼唱这首歌，导演循着声音看过去，原来竟是扮演焦裕禄的演员李雪健。导演试探地问吕其明，让李雪健试一试？就这样，这首歌最后由扮演焦裕禄的李雪健自己来唱……
抒写心声：20年戎马岁月
一周化为《红旗颂》
在吕其明的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首先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前夕，一批老音乐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上来的音乐作品时，普遍感觉到其中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气势恢弘的新作品。于是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老一辈音乐家建议由吕其明来完成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定名为《红旗颂》。
“于是，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民对红旗那种向往和情感，并把这种感情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说，红旗在我心中唤起的回忆和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奋战，吕其明完成了总谱的创作。
《红旗颂》采用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气势磅礴的乐曲表现出亿万人民在这历史性时刻，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气壮山河、催人奋进。
在随后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演奏了这部作品。首次演出后，老一辈音乐家又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经过删改，这部作品更为凝练、精湛。
几次成功的音乐创作都来自吕其明爆发式的灵感，但每次爆发的灵感都藏着作曲家很深的个人情感和长时间的阅历累积。
如今，《红旗颂》已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吕其明说：“每当有人问我《红旗颂》久演不衰有什么感想时，我认为，作曲家当然希望有人喜欢、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http://www.100md.com(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