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遵义，这座转折之城，让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一次历史转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刊连续刊发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著名的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原名田兴咏)先生为本刊撰写的遵义会议纪实专稿。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几起几落。关于他在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这件事，也是几进几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众说纷纭，但最后终究趋于一致。
(一)
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过去由于党史资料发掘不够，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原因,一度成为党史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当时还误将董必武、林伯渠列入参加者名单。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才弄清董必武没参加遵义会议，随即又弄清林伯渠也没有参加。
, http://www.100md.com
1958年11月3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两次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参考之用。”
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中共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序列)。
, 百拇医药
“文革”期间，有人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挤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于“文革”中有人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邓小平赋闲在家时，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文革”结束后，直到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才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二)
, http://www.100md.com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过去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红星》报主编；2.中央队秘书长，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不过，需要研究的是，中央队秘书长和党中央秘书长是否为一回事？刘英在《瞭望》1986年第41期发表的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近年来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道：“李富春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前线，叫我接替他，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刘英1984年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所谈与以后的著作和接受另外的采访所谈，一为中央秘书长，一为中央队秘书长，应该说两者是一致的。因为邓颖超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除了邓小平接替她的工作的记载外，没有史料记载中央秘书长另有人担任。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朱德、博古编在军委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中央队；陈云、刘少奇、凯丰由于分别担任军团的中央代表，随军团行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在战略转移中起决策作用的“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王稼祥又在中央队，那么，长征中的中央队，在实质上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中央队秘书长所担负的工作，应该就是中央秘书长担负的工作。当时在戎马倥偬中职务的名称有时不那么严格，但两者的职责是一致的。
, 百拇医药
(三)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
1980年8月21日，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1989年6月16日，在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需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http://www.100md.com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刊连续刊发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著名的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原名田兴咏)先生为本刊撰写的遵义会议纪实专稿。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几起几落。关于他在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这件事，也是几进几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众说纷纭，但最后终究趋于一致。
(一)
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过去由于党史资料发掘不够，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原因,一度成为党史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当时还误将董必武、林伯渠列入参加者名单。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才弄清董必武没参加遵义会议，随即又弄清林伯渠也没有参加。
, http://www.100md.com
1958年11月3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两次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参考之用。”
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中共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序列)。
, 百拇医药
“文革”期间，有人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挤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于“文革”中有人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邓小平赋闲在家时，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文革”结束后，直到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才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二)
, http://www.100md.com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过去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红星》报主编；2.中央队秘书长，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不过，需要研究的是，中央队秘书长和党中央秘书长是否为一回事？刘英在《瞭望》1986年第41期发表的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近年来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道：“李富春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前线，叫我接替他，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刘英1984年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所谈与以后的著作和接受另外的采访所谈，一为中央秘书长，一为中央队秘书长，应该说两者是一致的。因为邓颖超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除了邓小平接替她的工作的记载外，没有史料记载中央秘书长另有人担任。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朱德、博古编在军委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中央队；陈云、刘少奇、凯丰由于分别担任军团的中央代表，随军团行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在战略转移中起决策作用的“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王稼祥又在中央队，那么，长征中的中央队，在实质上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中央队秘书长所担负的工作，应该就是中央秘书长担负的工作。当时在戎马倥偬中职务的名称有时不那么严格，但两者的职责是一致的。
, 百拇医药
(三)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
1980年8月21日，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1989年6月16日，在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需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