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的生活，决不能搞特殊”
人生如歌，岁月如歌，往事亦如歌一这样的歌，有时激越，有时低沉；有时令人振奋，有时令人扼腕；有时让人一次次忆起，有时又让人不忍回想……伟人的经历令人景仰，而平凡人的人生则让我们感到亲切。
许世友：托关系走后门不行
许世友共有7个子女。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许世友对部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部队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7个孩子全部都送去参军，接受部队的教育和锻炼。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许世友把大儿子许光赶回了农村。
原来，许光解放初期入伍当了海军。他在战友面前从没说过自己是许世友的儿子。本来许光有机会到院校深造，可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便“命令”许光回到老家所在的河南新县的武装部担任了副部长，后来在该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休。
在一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许世友在空军工作的三女儿正在度蜜月，没有归队。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蜜月!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的下落，限她3天之内赶回部队，不然开除军籍!”在许世友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首长发这么大的火。三女儿接到命令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即刻动身，火速赶回了部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愿望。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有两个亲侄女正值当兵的年龄，从老家跑到广州，要求姑姑和姑夫想办法让她们参军。许世友对她们说，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我当然赞成。不过，要符合招兵的要求和规定，必须身体好、政审合格，托关系走后门不行。后来，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如愿以偿当了兵，另一个回了老家。
刘伯承我们不是“红墙里的贵族”
解放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会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宇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式军装了，因此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仁敏)
许世友：托关系走后门不行
许世友共有7个子女。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许世友对部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部队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7个孩子全部都送去参军，接受部队的教育和锻炼。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许世友把大儿子许光赶回了农村。
原来，许光解放初期入伍当了海军。他在战友面前从没说过自己是许世友的儿子。本来许光有机会到院校深造，可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便“命令”许光回到老家所在的河南新县的武装部担任了副部长，后来在该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休。
在一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许世友在空军工作的三女儿正在度蜜月，没有归队。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蜜月!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的下落，限她3天之内赶回部队，不然开除军籍!”在许世友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首长发这么大的火。三女儿接到命令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即刻动身，火速赶回了部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愿望。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有两个亲侄女正值当兵的年龄，从老家跑到广州，要求姑姑和姑夫想办法让她们参军。许世友对她们说，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我当然赞成。不过，要符合招兵的要求和规定，必须身体好、政审合格，托关系走后门不行。后来，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如愿以偿当了兵，另一个回了老家。
刘伯承我们不是“红墙里的贵族”
解放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会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宇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式军装了，因此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