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故纸堆里“淘金”
华发如霜，气色红润，精神矍铄的戴逸，一口浓重的吴侬乡音，笑眯眯地说：“我搞了一辈子清史，前半生从近代史切入，搞晚清史；后半生从鸦片战争前移，研究中、前期清史，走了一条‘逆向回溯’的治学路径。”
小人书里与史学结缘
戴逸原名戴秉衡，出生于江苏常熟。他对历史的痴迷，始于小人书。当时，常熟城里有许多以出租连环画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背着藤篮，走街串巷，一个铜板就可以租几本书——戴逸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都用在了租书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他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整本整本的故事烂熟于心，倒背如流。
家里给的不多的零用钱，他都一点点积攒起来，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日积月累，戴逸到高中时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高中毕业后，酷爱文史的戴逸却违心地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
1946年夏，戴逸在交大读了两年就退学了，弃工学文进入北大。戴逸参与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子民图书室的筹建，不久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后来，他又在石家庄进入吴玉章为校长的华北大学。不久，北平解放，华北大学迁至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做了一段时间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后来当吴玉章校长的学术秘书，起草学术方面的文稿和重要文章。工作之余，他潜心研究历史，尤其对中国近现代史情有独钟。1951年，他20多岁就出版了20多万字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引起史学界同行的注意。
为修清史奉献半个世纪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58年，周恩来委托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找一些人商量编修《清史》。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吴晗对他的才华很赏识。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委托他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方案时，他自然想到戴逸。正在酝酿《清史》编纂方案的时候，我国相继遭逢三年困难和“文革”，《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搁浅了。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戴逸为所长，编纂《清史》的工作重启。后来，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煞费苦心。有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相邀，他都没答应。戴逸又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有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又很有个性的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放弃自己的课题，加入到清史编纂中。
还原真实的大清王朝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和苏联举行的首次边界谈判中，戴逸曾为中苏边界谈判做出重大贡献。当时，戴逸在外交部得知中苏要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外交部希望他们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作为谈判时的参考。
戴逸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有关历史清晰起来：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穿过外兴安岭，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在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后，又占领了雅克萨，并在驻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沙俄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1685年，清军再次攻打雅克萨，沙俄侵略军投降。可是当清军离开后，俄军又偷偷地进驻雅克萨城重建城防工事。翌年，清军又攻下了雅克萨城，俄军损失惨重，沙俄才不得不接受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1689年8月22日至9月6日，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索额图与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国尼布楚城举行正式谈判，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戴逸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证据，澄清了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原了沙俄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的情况及整个的历史背景，弄清了当年中国和沙俄在尼布楚谈判的历史。
采访中，记者笑言自己是媒体人，而采访对象是史学界人，新闻与历史似乎是一对冤家。戴逸听后大笑，频频摆手：“新闻与历史是一对同胞兄弟。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昨天的新闻，它们共同的姓是个‘信’字，也就是真实可信。”戴逸说，新闻和历史虽有不同，新闻是新鲜的事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报道；历史是已逝的陈迹，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但两者都源自客观事实，对历史学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尤其要尊奉真实性的原则。
戴逸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是个很一般的人，不是什么大家，成绩也很有限。但是我的特点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勤奋是个很苦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娱乐活动不能参加，但当你有所得的时候，你也一样会非常高兴。”一般人难以理解他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中究竟能咀嚼出多少乐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别人把这话写给心上的姑娘，戴逸却把它拿来形容自己对历史的感情，视专业如同恋人：“学者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具有深厚的感情，甚至达到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程度，全部的心思都专注在学问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它，一往情深，如痴如醉，而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平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华，而喧嚣之外的清史研究所内，戴逸和同仁们正畅叙清史的脉络与细节，一部厚重的清史问世指日可待! (吴志菲)
小人书里与史学结缘
戴逸原名戴秉衡，出生于江苏常熟。他对历史的痴迷，始于小人书。当时，常熟城里有许多以出租连环画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背着藤篮，走街串巷，一个铜板就可以租几本书——戴逸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都用在了租书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他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整本整本的故事烂熟于心，倒背如流。
家里给的不多的零用钱，他都一点点积攒起来，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日积月累，戴逸到高中时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藏书室。高中毕业后，酷爱文史的戴逸却违心地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
1946年夏，戴逸在交大读了两年就退学了，弃工学文进入北大。戴逸参与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子民图书室的筹建，不久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后来，他又在石家庄进入吴玉章为校长的华北大学。不久，北平解放，华北大学迁至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做了一段时间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后来当吴玉章校长的学术秘书，起草学术方面的文稿和重要文章。工作之余，他潜心研究历史，尤其对中国近现代史情有独钟。1951年，他20多岁就出版了20多万字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引起史学界同行的注意。
为修清史奉献半个世纪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58年，周恩来委托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找一些人商量编修《清史》。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吴晗对他的才华很赏识。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委托他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方案时，他自然想到戴逸。正在酝酿《清史》编纂方案的时候，我国相继遭逢三年困难和“文革”，《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搁浅了。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戴逸为所长，编纂《清史》的工作重启。后来，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煞费苦心。有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相邀，他都没答应。戴逸又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有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又很有个性的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放弃自己的课题，加入到清史编纂中。
还原真实的大清王朝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和苏联举行的首次边界谈判中，戴逸曾为中苏边界谈判做出重大贡献。当时，戴逸在外交部得知中苏要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外交部希望他们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作为谈判时的参考。
戴逸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有关历史清晰起来：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穿过外兴安岭，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在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后，又占领了雅克萨，并在驻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沙俄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1685年，清军再次攻打雅克萨，沙俄侵略军投降。可是当清军离开后，俄军又偷偷地进驻雅克萨城重建城防工事。翌年，清军又攻下了雅克萨城，俄军损失惨重，沙俄才不得不接受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1689年8月22日至9月6日，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索额图与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国尼布楚城举行正式谈判，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戴逸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证据，澄清了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原了沙俄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的情况及整个的历史背景，弄清了当年中国和沙俄在尼布楚谈判的历史。
采访中，记者笑言自己是媒体人，而采访对象是史学界人，新闻与历史似乎是一对冤家。戴逸听后大笑，频频摆手：“新闻与历史是一对同胞兄弟。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昨天的新闻，它们共同的姓是个‘信’字，也就是真实可信。”戴逸说，新闻和历史虽有不同，新闻是新鲜的事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报道；历史是已逝的陈迹，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但两者都源自客观事实，对历史学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尤其要尊奉真实性的原则。
戴逸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是个很一般的人，不是什么大家，成绩也很有限。但是我的特点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勤奋是个很苦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娱乐活动不能参加，但当你有所得的时候，你也一样会非常高兴。”一般人难以理解他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中究竟能咀嚼出多少乐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别人把这话写给心上的姑娘，戴逸却把它拿来形容自己对历史的感情，视专业如同恋人：“学者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具有深厚的感情，甚至达到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程度，全部的心思都专注在学问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它，一往情深，如痴如醉，而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平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华，而喧嚣之外的清史研究所内，戴逸和同仁们正畅叙清史的脉络与细节，一部厚重的清史问世指日可待! (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