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东京城和东京陵
清朝入关前在辽东地区曾先后建立过若干座规模大小不等的核心军事据点，它们或称为“都城”，或称为“汗行宫”。严格地说，这些草创时期的“都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它们不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只是战争中的核心政治据点，因而要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做相应的变迁。1618年萨尔浒大捷后，努尔哈赤取得了在辽东作战的主动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于天命四年(1619年)四月自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老城)迁居浑河与苏子河交汇处的界藩(今辽宁抚顺县章党乡高丽营子村)，“据险筑城”。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他召集诸王大臣，宣布迁“都”的理由是“今战马赢瘠，须牧以青草，俾之壮，宜于近边之界屯田，筑城界凡设兵守御，以卫农人”。次年九月，努尔哈赤再迁萨尔浒山城(今抚顺县李家乡竖碑村)。
东京城的兴建与废弃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相继攻克辽东重镇沈阳、辽阳，连降大小70余城，努尔哈赤遂定议迁都辽阳。初到辽阳，努尔哈赤和他的福晋们先居住于城中原明朝都指挥司衙门内，不久又在辽阳旧城之东筑新城，修建宫殿衙门。辽阳新城在后来的清朝文献中被称为“东京”，位于今辽宁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新城村。东京城的规模远远大于后来被尊为“兴京”的赫图阿拉，实际上是后金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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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大学士阿桂等奉敕编纂的《钦定盛京通志》记载东京城制度云：“天命六年建，在太子河东边，去辽阳州城八里，其城周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与盛京同。东向者左日迎阳，右日韶阳；南向者左日龙源，右日大顺；西向者左日大辽，右日显德；北向者左日怀远，右日安远”。东京城据太子河东岸，地势高爽，四周比较开阔，城墙夯土筑成，底砌石基，外包砌青砖，辅以雉堞、城壕等，城门外建有瓮城。城内建八角殿，为汗王理政之所。另在高台上建宫殿区以居诸福晋和汗王年幼子女，宫殿房屋之上以黄绿二色琉璃瓦覆盖。至此，后金一清都城之制已经初具规模。
东京城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不顾诸王大臣反对，决计放弃辽阳新城，再迁都沈阳。东京城使用未久即被废弃，在清朝开国史上仅是昙花一现。之后，二祖陵还葬兴京，更使得东京城的地位一落千丈，尽管规模大、格局完整，但它在清代的地位远不及爱新觉罗家族肇兴之地的兴京城。
今日东京城城墙只存几处残垣断壁，已经不相联属，八座城门中的七门已不复存在，唯余南垣西门的券洞和城台残体，其券洞尚为后金时期所建。辽阳市文物工作者曾在东京城内发现城门的汉文石门额两块，一为“德胜门”，一为“天佑门”。因此推测东京辽阳城城门名当与盛京诸门名称相同，乾隆《盛京通志》对于东京城城门名称记载有误，这座唯一幸存的后金东京城城门就是天佑门。现在，天佑门旧券上已加砌新砖，并重建了城楼，成为东京城遗址唯一的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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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正式祖陵——东京陵
东京陵是后金以辽阳为都城时，为便于奉祀而迁建的皇室祖先、亲眷墓葬，在清东京城东北之阳鲁山，今属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当地俗称“太子陵”。
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太祖命族弟铎弼等人到赫图阿拉奉迁祖父觉昌安(景祖)、父塔克世(显祖)、伯父礼敦(武功郡王)、太祖继妃富察氏、太宗生母孝慈高皇后以及太祖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和长子褚英等人的遗骨到阳鲁山安葬，举行了隆重的奉安仪式。《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事云：“迎至接官亭，命束草为汉人形，放炮呐喊，斩草人以夺其地”。太祖读祝日：“吾征大名以复祖父之仇，遂得广宁、辽阳，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地，乞祖父上达天地神祗，冥中默佑可也”。东京陵是后金一清皇室兴建的第一处正式祖陵，入关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清世祖封二祖陵山为“积庆山”，从祀方泽坛。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议政大臣鳌拜以钦天监地理官之议上奏：“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陵于肇祖、兴祖陵旁，庶与风水有合”。于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将二祖迁柑赫图阿拉兴祖陵旁。二祖陵迁走以后，东京陵陵园中只剩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褚英等人的墓，坟园由八旗诸王自行管理，不再按皇帝陵园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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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东京陵仅存舒尔哈齐、穆尔哈齐、褚英三人墓园，墓地所在为一处高岗，四外近处无山，此高岗应即积庆山(阳鲁山)。舒尔哈齐为清太祖同母弟，其子济尔哈朗后裔以郑亲王爵“世袭罔替”，为清朝八家开国“铁帽子王”之一。舒尔哈齐墓园在现存的东京陵诸墓中规格最高，为前后两进院落，青砖砌成，上覆灰瓦，院平面呈长方形，面朝西南。前院正中为单檐歇山顶灰瓦碑亭，额枋施彩绘，内立“庄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碑”，碑上刊刻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皇帝追封庄亲王的诏诰。后院靠近后墙正中为坟丘，建于砖台之上，石砌及腰，冢顶抹灰。
褚英为太祖长子，称“洪巴图鲁”、广略贝勒，太祖称汗前一年幽禁而死。褚英墓园在舒尔哈齐墓之左旁(东南侧)，院墙亦为灰砖灰瓦砌筑，与舒园后院并列，二寝园相距大约6米。褚英墓只有一进院落，无碑，院内北部正中有坟冢一，砖砌及腰，坟顶抹灰。
穆尔哈齐为太祖庶弟，其墓园在褚英坟园以东约百米处，灰砖灰瓦砌成两进院落，面朝东南。前院内并列三碑，自右及左(东北至西南)依次为：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立“追封辅国公谥刚毅大尔差碑文”，康熙十五年(1676年)立“追封多口□□□□贝勒口巴图鲁穆尔哈齐碑文”，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立“御制多罗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碑文”。后院内并列两冢，外抹水泥。有研究者考证，二冢东偏后者为穆尔哈齐墓，西偏前者为穆尔哈齐之子大尔差(《清史稿》等写作“达尔察”)墓。但从三碑所对应方位，以及清朝皇室(特别是早期)在居室内以西为上的习俗，笔者以为这个推断值得商榷，其正确的位次应该是：西偏前者为穆尔哈齐，东偏后者为大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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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座寝园中轴线往北的交汇点上地势更高，推断这里应该是当年二祖陵所在，其余诸寝园在其外围呈扇面状分布。从辽阳市文管办了解到，现存三座寝园坟冢皆曾被盗，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现墓室，只有骨灰坛。
东京陵制度奠定于清朝开国时期，从建造时间上讲，介乎明清两代之间，它们随着王朝的日益扩大和巩固而不断改建、添建，因而其制度也是逐渐完善的。清太祖时代，建州左卫女真贵族之葬均仍旧制，天命九年自赫图阿拉所迁之“陵”，不过是比一般墓葬稍大些而已，这从东京陵中现存的诸墓中可以窥出原貌。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称帝，清王朝典章制度的制定才真正拉开帷幕。就陵寝而言，除正在建设中的太祖之福陵外，兴京、东京二陵也日益受到重视。顺治八年六月，“礼部请照例加四祖、太祖、太宗陵山封号，从祀地坛，命作速举行”。十月，仿明制封祀陵山，清朝的陵寝制度开始走向正规，陵寝祭祀、特别是四祖陵的陵寝祭祀也基本形成定制。
相比兴京赫图阿拉的永陵而言，东京陵没有经过入关后大规模的改建、添建，因而保存了更多的满洲旧制，特异性也比较突出。现存三座坟园规制简朴，因其初建于太祖朝，可以从中窥出后金一清朝立国之初的陵墓制度。
(责任编辑 王 凯), 百拇医药(恒 安)
东京城的兴建与废弃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相继攻克辽东重镇沈阳、辽阳，连降大小70余城，努尔哈赤遂定议迁都辽阳。初到辽阳，努尔哈赤和他的福晋们先居住于城中原明朝都指挥司衙门内，不久又在辽阳旧城之东筑新城，修建宫殿衙门。辽阳新城在后来的清朝文献中被称为“东京”，位于今辽宁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新城村。东京城的规模远远大于后来被尊为“兴京”的赫图阿拉，实际上是后金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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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大学士阿桂等奉敕编纂的《钦定盛京通志》记载东京城制度云：“天命六年建，在太子河东边，去辽阳州城八里，其城周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与盛京同。东向者左日迎阳，右日韶阳；南向者左日龙源，右日大顺；西向者左日大辽，右日显德；北向者左日怀远，右日安远”。东京城据太子河东岸，地势高爽，四周比较开阔，城墙夯土筑成，底砌石基，外包砌青砖，辅以雉堞、城壕等，城门外建有瓮城。城内建八角殿，为汗王理政之所。另在高台上建宫殿区以居诸福晋和汗王年幼子女，宫殿房屋之上以黄绿二色琉璃瓦覆盖。至此，后金一清都城之制已经初具规模。
东京城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不顾诸王大臣反对，决计放弃辽阳新城，再迁都沈阳。东京城使用未久即被废弃，在清朝开国史上仅是昙花一现。之后，二祖陵还葬兴京，更使得东京城的地位一落千丈，尽管规模大、格局完整，但它在清代的地位远不及爱新觉罗家族肇兴之地的兴京城。
今日东京城城墙只存几处残垣断壁，已经不相联属，八座城门中的七门已不复存在，唯余南垣西门的券洞和城台残体，其券洞尚为后金时期所建。辽阳市文物工作者曾在东京城内发现城门的汉文石门额两块，一为“德胜门”，一为“天佑门”。因此推测东京辽阳城城门名当与盛京诸门名称相同，乾隆《盛京通志》对于东京城城门名称记载有误，这座唯一幸存的后金东京城城门就是天佑门。现在，天佑门旧券上已加砌新砖，并重建了城楼，成为东京城遗址唯一的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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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正式祖陵——东京陵
东京陵是后金以辽阳为都城时，为便于奉祀而迁建的皇室祖先、亲眷墓葬，在清东京城东北之阳鲁山，今属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当地俗称“太子陵”。
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太祖命族弟铎弼等人到赫图阿拉奉迁祖父觉昌安(景祖)、父塔克世(显祖)、伯父礼敦(武功郡王)、太祖继妃富察氏、太宗生母孝慈高皇后以及太祖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和长子褚英等人的遗骨到阳鲁山安葬，举行了隆重的奉安仪式。《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事云：“迎至接官亭，命束草为汉人形，放炮呐喊，斩草人以夺其地”。太祖读祝日：“吾征大名以复祖父之仇，遂得广宁、辽阳，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地，乞祖父上达天地神祗，冥中默佑可也”。东京陵是后金一清皇室兴建的第一处正式祖陵，入关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清世祖封二祖陵山为“积庆山”，从祀方泽坛。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议政大臣鳌拜以钦天监地理官之议上奏：“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陵于肇祖、兴祖陵旁，庶与风水有合”。于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将二祖迁柑赫图阿拉兴祖陵旁。二祖陵迁走以后，东京陵陵园中只剩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褚英等人的墓，坟园由八旗诸王自行管理，不再按皇帝陵园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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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东京陵仅存舒尔哈齐、穆尔哈齐、褚英三人墓园，墓地所在为一处高岗，四外近处无山，此高岗应即积庆山(阳鲁山)。舒尔哈齐为清太祖同母弟，其子济尔哈朗后裔以郑亲王爵“世袭罔替”，为清朝八家开国“铁帽子王”之一。舒尔哈齐墓园在现存的东京陵诸墓中规格最高，为前后两进院落，青砖砌成，上覆灰瓦，院平面呈长方形，面朝西南。前院正中为单檐歇山顶灰瓦碑亭，额枋施彩绘，内立“庄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碑”，碑上刊刻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皇帝追封庄亲王的诏诰。后院靠近后墙正中为坟丘，建于砖台之上，石砌及腰，冢顶抹灰。
褚英为太祖长子，称“洪巴图鲁”、广略贝勒，太祖称汗前一年幽禁而死。褚英墓园在舒尔哈齐墓之左旁(东南侧)，院墙亦为灰砖灰瓦砌筑，与舒园后院并列，二寝园相距大约6米。褚英墓只有一进院落，无碑，院内北部正中有坟冢一，砖砌及腰，坟顶抹灰。
穆尔哈齐为太祖庶弟，其墓园在褚英坟园以东约百米处，灰砖灰瓦砌成两进院落，面朝东南。前院内并列三碑，自右及左(东北至西南)依次为：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立“追封辅国公谥刚毅大尔差碑文”，康熙十五年(1676年)立“追封多口□□□□贝勒口巴图鲁穆尔哈齐碑文”，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立“御制多罗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碑文”。后院内并列两冢，外抹水泥。有研究者考证，二冢东偏后者为穆尔哈齐墓，西偏前者为穆尔哈齐之子大尔差(《清史稿》等写作“达尔察”)墓。但从三碑所对应方位，以及清朝皇室(特别是早期)在居室内以西为上的习俗，笔者以为这个推断值得商榷，其正确的位次应该是：西偏前者为穆尔哈齐，东偏后者为大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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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座寝园中轴线往北的交汇点上地势更高，推断这里应该是当年二祖陵所在，其余诸寝园在其外围呈扇面状分布。从辽阳市文管办了解到，现存三座寝园坟冢皆曾被盗，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现墓室，只有骨灰坛。
东京陵制度奠定于清朝开国时期，从建造时间上讲，介乎明清两代之间，它们随着王朝的日益扩大和巩固而不断改建、添建，因而其制度也是逐渐完善的。清太祖时代，建州左卫女真贵族之葬均仍旧制，天命九年自赫图阿拉所迁之“陵”，不过是比一般墓葬稍大些而已，这从东京陵中现存的诸墓中可以窥出原貌。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称帝，清王朝典章制度的制定才真正拉开帷幕。就陵寝而言，除正在建设中的太祖之福陵外，兴京、东京二陵也日益受到重视。顺治八年六月，“礼部请照例加四祖、太祖、太宗陵山封号，从祀地坛，命作速举行”。十月，仿明制封祀陵山，清朝的陵寝制度开始走向正规，陵寝祭祀、特别是四祖陵的陵寝祭祀也基本形成定制。
相比兴京赫图阿拉的永陵而言，东京陵没有经过入关后大规模的改建、添建，因而保存了更多的满洲旧制，特异性也比较突出。现存三座坟园规制简朴，因其初建于太祖朝，可以从中窥出后金一清朝立国之初的陵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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