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的历史和未来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
古往今来，几乎每个社会都要面对或忍受废弃物这个问题。在种类繁多的废物当中，固体废弃物可能一直都是数量最多而又最难处理的一种。
曾经追逐成群猎物的游牧部落只需将他们的废弃物抛弃在身后即可。大约从公元前1万年开始，人类放弃了游牧生活，建立起了更多的定居地。在古代的特洛伊城，废弃物有时被丢弃在室内的地面上，或者倾倒在街道上。当家中的臭气变得令人忍无可忍时，人们会再弄来一些新的泥土盖在这些垃圾上，或者任由家中的猪、狗、鸟类以及啮齿类动物分吃垃圾中残余的有机物。据资料记载，特洛伊城的垃圾堆积达到了每百年1.5米。在某些地区，垃圾堆积更是高达平均每百年4米。
大约公元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约一达罗城内，根据当时的中央规划，房屋内部开始建有垃圾斜槽和垃圾箱。大约公元前2100年，在埃及的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内，贵族区的废弃物开始得到收集，但处理的方式是将其中大部分倾倒入尼罗河。大约就在同一时期，希腊克里特岛一些房屋的浴室便已和主要污水管道连接起来了。到了公元前1500年，该岛拨出土地专门用于有机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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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卫生措施的过程中，宗教往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约自公元前1600年起，犹太人必须将废弃物掩埋在远离住宅区的地方。那时的耶路撒冷可以利用的水源非常有限，但《塔木德》(仅次于《圣经》的典籍)规定，耶路撒冷的街道必须每天冲洗。
不过，古代世界对于清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公元前5世纪，垃圾乱七八糟地堆满了雅典的郊区，威胁着市民的健康。于是，希腊人开始统筹设置城市垃圾场。雅典议会也开始实施一项法令，规定清洁工必须将废弃物丢弃在距城墙不少于1.6千米的地方，还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向街道上丢弃垃圾(这是已知的第一项此类法令)，雅典人甚至还设置了堆肥坑。位于西半球的古代玛雅人将有机废弃物置于垃圾堆场，并用破碎的陶器和石头来进行填充。
由于自身规模庞大，人口稠密，古罗马城曾面临的卫生难题是希腊及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当时的罗马城污水处理比较先进，但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并不是强项。尽管垃圾的收集与处理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组织得井然有序，可仍无法满足该城的需要。全城范围的垃圾收集仅限于国家举行各种活动之时。土地的所有者负责清扫毗邻的街道，但这些法律执行得并不十分到位，随着罗马城权力的衰落，该城的环境质量也日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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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世纪，尽管居住和生活条件还很简陋，但是新城市的兴起要求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公共健康事务。12世纪末期，城市里开始铺设并清扫街道，拿巴黎为例，巴黎从1184年就开始铺设街道，直到1609年，公众开始支付清扫街道的费用。
人们向市区涌了进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进步，大量的人群从农村涌向了城市。大肆的迁移意味着不仅是人本身，猪、鹅、鸭以及其他动物也随之进入了市区。于是1131年，巴黎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猪在城市街头随意跑动。
直到19世纪晚期，大型的穆斯林城市以及中国的卫生系统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当时欧洲的卫生条件还没有那么发达，经历整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卫生条件慢慢地得到了改观。然而，随着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卫生状况明显恶化，产生了美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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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到各个工业中心，而城市里又无力为这些人提供住房，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拥挤过度和健康问题。1843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城的一个地区，平均每212人合用一个厕所。因为人们发现传染疾病与肮脏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最终，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和公共卫生机构开始兴建，以处理最为紧迫的卫生问题。
垃圾处理——掩盖人们欲望的“安慰剂”
人们已经忘记了环境“承载力”的事情。为了快速的发展，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尽管在历史中的局部时段和局部地区，我们存在过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一些社会体系，比如古代农村将人畜有机废物还田；又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经历的短暂的物资匮乏特殊时期；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前的部分城市都是这种时期的典型例证。只有这些时期，垃圾能够进入社会物质生产的循环链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垃圾处理的压力。
但是，无论是农业还是物资紧缺的时代，都不是人们意识到环境承载力而去避免垃圾的产生，是生产资料的不足迫使废弃物要尽快进入生产之链。所以垃圾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城市文明同行。到了工业时代，垃圾问题更加严重，物质生产的量和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超过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量。西方所有的超大城市都经历过垃圾危机。解决办法虽然在变，但总的思路是一样的：把问题转移或留给下一代。到现在，这些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转移问题的技术上落后了一步，所以看上去垃圾问题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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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世界的总体来看，垃圾当然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转移的。但它已经反映出与之有关联的、而且比它更严重的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问题——从资源开采一直到垃圾产生这整个链条中耗费了过多的资源，威胁到其他物种生存，产生的问题比最后把垃圾转移到哪里还要多。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用好几本书向世人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的物质生产已经超出地球的承载；生态足迹计算显示，我们9个多月已经把地球一年可持续的产出消耗光了；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说，目前全球的经济生产已经不经济，因为消耗了地球的自然资本，增长的边际成本已大于边际利润，因此现在应该是缩小物质流，培育自然资本的时候；盖娅假说的创立者美国著名生态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更直言：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可持续发展”而是“可持续撤退”。所以垃圾危机不在于怎么处理，而在于它背后的过度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问题，因为垃圾一旦产生，需要自然去销纳它。好的循环利用技术能够减缓销纳时间上的压力，但也有极限。因为这个世界被热力学第二定律控制着，被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整体控制着。
正因如此，我们就知道垃圾处理的最大问题不是它是否污染了土壤、水体，可能产生二恶英等等。垃圾处理的最终结果是掩盖整个物质流的问题，给人以错误的信号，阻碍了人们从根本上寻求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很多人喜欢拿各种垃圾处理方式做比较，却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在两个差的东西里比比哪个更差，而不努力寻找比这两个都好的方式?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有先锋武的人物和组织在倡导节制物质消耗、避免浪费、减少垃圾的产生、让垃圾回到生产之链。所以，人们能不能把解决垃圾问题与控制整个物质生产和消耗的体系联系在一起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将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责任编辑 赵柠, 百拇医药(毛 达)
古往今来，几乎每个社会都要面对或忍受废弃物这个问题。在种类繁多的废物当中，固体废弃物可能一直都是数量最多而又最难处理的一种。
曾经追逐成群猎物的游牧部落只需将他们的废弃物抛弃在身后即可。大约从公元前1万年开始，人类放弃了游牧生活，建立起了更多的定居地。在古代的特洛伊城，废弃物有时被丢弃在室内的地面上，或者倾倒在街道上。当家中的臭气变得令人忍无可忍时，人们会再弄来一些新的泥土盖在这些垃圾上，或者任由家中的猪、狗、鸟类以及啮齿类动物分吃垃圾中残余的有机物。据资料记载，特洛伊城的垃圾堆积达到了每百年1.5米。在某些地区，垃圾堆积更是高达平均每百年4米。
大约公元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约一达罗城内，根据当时的中央规划，房屋内部开始建有垃圾斜槽和垃圾箱。大约公元前2100年，在埃及的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内，贵族区的废弃物开始得到收集，但处理的方式是将其中大部分倾倒入尼罗河。大约就在同一时期，希腊克里特岛一些房屋的浴室便已和主要污水管道连接起来了。到了公元前1500年，该岛拨出土地专门用于有机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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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卫生措施的过程中，宗教往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约自公元前1600年起，犹太人必须将废弃物掩埋在远离住宅区的地方。那时的耶路撒冷可以利用的水源非常有限，但《塔木德》(仅次于《圣经》的典籍)规定，耶路撒冷的街道必须每天冲洗。
不过，古代世界对于清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公元前5世纪，垃圾乱七八糟地堆满了雅典的郊区，威胁着市民的健康。于是，希腊人开始统筹设置城市垃圾场。雅典议会也开始实施一项法令，规定清洁工必须将废弃物丢弃在距城墙不少于1.6千米的地方，还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向街道上丢弃垃圾(这是已知的第一项此类法令)，雅典人甚至还设置了堆肥坑。位于西半球的古代玛雅人将有机废弃物置于垃圾堆场，并用破碎的陶器和石头来进行填充。
由于自身规模庞大，人口稠密，古罗马城曾面临的卫生难题是希腊及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当时的罗马城污水处理比较先进，但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并不是强项。尽管垃圾的收集与处理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组织得井然有序，可仍无法满足该城的需要。全城范围的垃圾收集仅限于国家举行各种活动之时。土地的所有者负责清扫毗邻的街道，但这些法律执行得并不十分到位，随着罗马城权力的衰落，该城的环境质量也日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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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世纪，尽管居住和生活条件还很简陋，但是新城市的兴起要求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公共健康事务。12世纪末期，城市里开始铺设并清扫街道，拿巴黎为例，巴黎从1184年就开始铺设街道，直到1609年，公众开始支付清扫街道的费用。
人们向市区涌了进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进步，大量的人群从农村涌向了城市。大肆的迁移意味着不仅是人本身，猪、鹅、鸭以及其他动物也随之进入了市区。于是1131年，巴黎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猪在城市街头随意跑动。
直到19世纪晚期，大型的穆斯林城市以及中国的卫生系统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当时欧洲的卫生条件还没有那么发达，经历整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卫生条件慢慢地得到了改观。然而，随着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卫生状况明显恶化，产生了美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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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到各个工业中心，而城市里又无力为这些人提供住房，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拥挤过度和健康问题。1843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城的一个地区，平均每212人合用一个厕所。因为人们发现传染疾病与肮脏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最终，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和公共卫生机构开始兴建，以处理最为紧迫的卫生问题。
垃圾处理——掩盖人们欲望的“安慰剂”
人们已经忘记了环境“承载力”的事情。为了快速的发展，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尽管在历史中的局部时段和局部地区，我们存在过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一些社会体系，比如古代农村将人畜有机废物还田；又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经历的短暂的物资匮乏特殊时期；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前的部分城市都是这种时期的典型例证。只有这些时期，垃圾能够进入社会物质生产的循环链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垃圾处理的压力。
但是，无论是农业还是物资紧缺的时代，都不是人们意识到环境承载力而去避免垃圾的产生，是生产资料的不足迫使废弃物要尽快进入生产之链。所以垃圾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城市文明同行。到了工业时代，垃圾问题更加严重，物质生产的量和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超过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量。西方所有的超大城市都经历过垃圾危机。解决办法虽然在变，但总的思路是一样的：把问题转移或留给下一代。到现在，这些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转移问题的技术上落后了一步，所以看上去垃圾问题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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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世界的总体来看，垃圾当然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转移的。但它已经反映出与之有关联的、而且比它更严重的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问题——从资源开采一直到垃圾产生这整个链条中耗费了过多的资源，威胁到其他物种生存，产生的问题比最后把垃圾转移到哪里还要多。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用好几本书向世人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的物质生产已经超出地球的承载；生态足迹计算显示，我们9个多月已经把地球一年可持续的产出消耗光了；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说，目前全球的经济生产已经不经济，因为消耗了地球的自然资本，增长的边际成本已大于边际利润，因此现在应该是缩小物质流，培育自然资本的时候；盖娅假说的创立者美国著名生态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更直言：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可持续发展”而是“可持续撤退”。所以垃圾危机不在于怎么处理，而在于它背后的过度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问题，因为垃圾一旦产生，需要自然去销纳它。好的循环利用技术能够减缓销纳时间上的压力，但也有极限。因为这个世界被热力学第二定律控制着，被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整体控制着。
正因如此，我们就知道垃圾处理的最大问题不是它是否污染了土壤、水体，可能产生二恶英等等。垃圾处理的最终结果是掩盖整个物质流的问题，给人以错误的信号，阻碍了人们从根本上寻求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很多人喜欢拿各种垃圾处理方式做比较，却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在两个差的东西里比比哪个更差，而不努力寻找比这两个都好的方式?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有先锋武的人物和组织在倡导节制物质消耗、避免浪费、减少垃圾的产生、让垃圾回到生产之链。所以，人们能不能把解决垃圾问题与控制整个物质生产和消耗的体系联系在一起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将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责任编辑 赵柠, 百拇医药(毛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