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下)
三次要案的公开审判
1936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靠拷打逼供取得的口供为依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接着，于1936年8月19日～24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法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同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本想就此了结基洛夫被杀案，因为他们清楚，这仅仅是一个“暴徒谋杀案”，与党的干部根本无涉，牵连托一季反对派，均属捕风捉影，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案。但一切由斯大林定案，他们无能为力。在内务部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一直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组织局长叶若夫却力图扩大事态。斯大林在雅戈达内务部和叶若夫的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恰在这时，即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指示将雅戈达撤职，任命叶若夫为内务部人民委员，并说雅戈达胜任不了揭露托一季集团的任务，他“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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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若夫的任命，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分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不久，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日-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这次交付法庭总计17人，都被处决。
莫斯科第二次审判主要打击的对象是经济管理人员。这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天天宣布打破生产记录；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基本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频频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破坏行为。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许许多多的人都遭到这种指控。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多次交涉，拼死抗争，在愤懑中以身殉难，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奥尔忠尼启泽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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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斯大林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这次中央全会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即1938年3月对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的审判)，在这一年时间里，斯大林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党政军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支持过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泽的，甚至凡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审查和逮捕。这次清洗触及到了各个级别的干部，在139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人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损失最为惨重；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党的同志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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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他们将文件透露给捷克总统贝奈斯，又借贝奈斯知会斯大林。斯大林在1937年6月下令将图哈切夫斯基和数位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随后，他又在军内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镇压。
残酷血腥的大清洗
大清洗运动除对以前的反对派和各部门领导人、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打击矛头转向了广大社会阶层。如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区的17万多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境内。此外，被镇压的“反革命民族分子”还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等。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的人……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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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1936～1938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另据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的研究和统计，“在1936～1938年遭到逮捕的是3141444人”，经过仔细筛除，他认为其中近250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
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前苏联当时的人口基数较小，全苏联只有1.5亿人口。战前和战时出现的“监狱研究所”、“监狱设计院”等怪胎也是大清洗的产物。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百拇医药(马龙闪)
1936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靠拷打逼供取得的口供为依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接着，于1936年8月19日～24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法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同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本想就此了结基洛夫被杀案，因为他们清楚，这仅仅是一个“暴徒谋杀案”，与党的干部根本无涉，牵连托一季反对派，均属捕风捉影，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案。但一切由斯大林定案，他们无能为力。在内务部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一直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组织局长叶若夫却力图扩大事态。斯大林在雅戈达内务部和叶若夫的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恰在这时，即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指示将雅戈达撤职，任命叶若夫为内务部人民委员，并说雅戈达胜任不了揭露托一季集团的任务，他“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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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第二次审判主要打击的对象是经济管理人员。这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天天宣布打破生产记录；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基本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频频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破坏行为。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许许多多的人都遭到这种指控。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多次交涉，拼死抗争，在愤懑中以身殉难，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奥尔忠尼启泽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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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1936～1938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另据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的研究和统计，“在1936～1938年遭到逮捕的是3141444人”，经过仔细筛除，他认为其中近250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
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前苏联当时的人口基数较小，全苏联只有1.5亿人口。战前和战时出现的“监狱研究所”、“监狱设计院”等怪胎也是大清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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