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防盗的秘笈(上)
几年前，复旦大学考古队在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做文物抢救发掘，刚到万州区嘴嘴墓地的发掘点，就有老乡说，村头的古墓被盗了。我们赶紧前去查看，果然，村头坡地上有好几处盗洞，被盗出来的器物残片散落一地。在一个断坎上，被扒开的一座汉代砖室墓裸露在外。老乡说，盗墓发生在前几天的一个深夜，因为墓地在村头，离村民住家远，被盗时谁也没觉察，还是村民早上起来种地才发现。扼腕痛心之余，我们只好做些清理工作，还拼对、修复出好几件盗墓贼认为不值钱而遗弃的残破陶器。
在中国盗墓史上，像这样被盗劫的墓地已算幸运，因为毕竟它还在地下安然无恙地埋藏了近2000年。那些下葬没多久就被破坏的墓葬，更是不计其数：近的像葬于河北遵化的清代慈禧太后陵墓，在其下葬20年后的1928年，惨遭军阀孙殿英部队的野蛮盗掘；远的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陵区，在商朝灭亡不久，就被周人“以绝殷祀”的目的尽数盗毁了。
照理说，周人盗毁商代王陵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手的，因为商人所在的30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了墓葬防盗意识，并且主动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这些防盗措施，历经数代，不断革新，到明清时期已极尽能事。像孙殿英盗掘慈禧陵寝时，不但费尽周折才寻找到入口，就是找到入口后，也是靠着炸药炸开墙门，才算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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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古代丧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墓的防盗设施在各个阶段都有哪些做法和特点呢？
土坑深埋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先说说商代王陵为什么不太容易被盗掘。这还要从比商代更早的史前人墓葬说起。
人类自诞生后的两三百万年时间里，遇到有人去世，大都是茅草裹尸，平地掩埋，就像《周易》上说的那样“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不起坟，也不竖碑。大约到了1万年前，逐渐出现了挖坑穴和建墓地来安葬死者的习俗。那时的墓葬，普遍的是在平地上向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穴，把遗体用棺椁装殓，再摆放一些随葬品。这在考古上叫做“土坑竖穴”的墓葬，大小仅能容尸，一般宽一两米，长两三米，墓口距地面也都浅得很，不过一米多深(图2)。这些都可以旁证，史前时代还不太有后来那些盗墓、毁墓、刨人祖坟之风；否则，像这样的浅埋几无防范效果。而且，从考古发现的成千上万座史前墓葬看，被盗现象也不多见，古墓大多保存得比较好。比如史前时代最大的墓葬之一—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10号墓，长4.2米，宽3.2米，随葬了将近300件器物，无一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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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已有目的地增强了防盗意识，并且取了一定的墓葬防护措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盗墓史研究者们一般都没注意到的深埋。换句话说，深挖坑、厚土葬的葬俗，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墓防盗设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深埋的做法在夏代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内的大型陵墓为最。这座很可能是夏王室的墓葬，比起史前来，陵墓深度实在是深了太多，已经向地下深挖到了6.1米。到了商周时代，河南安阳、陕西周原一带的商代王臣以及相当于周王级别的大墓，又比夏代向地下挖得更深，不少都超过了10米(图1)。比如安阳殷墟编号M1001号的商王墓，规模之大，堪列商墓之最，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深达10.5米。另外，像20世纪80年代前后历时10年在陕西凤翔县发掘的秦始皇祖上的秦景公大墓，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度甚至达到了25米，令人震惊。这样的深埋，显然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这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地位、权利；另一方面，也足以防止墓葬遭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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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深埋后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的情况也不尽然，甚至多数情况下反而与墓主人的愿望相反。比如秦景公大墓，当考古人员揭开墓表的耕土时，就发现247个盗洞。经过考古辨识，这些盗洞的年代居然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唐宋以后，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盗洞最多的一个古墓葬。但考古上也还发现过没有被盗的王室贵族墓，比如著名的河南安阳小屯村5号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墓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在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里，考古人员一共清理出约7000件器物，这与它深埋在8米的地下不无关系。
积石与积沙
夏商前后开始出现墓葬防盗措施，显然是为了防止陵墓被人为破坏。但人们对陵墓的破坏行为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了后世。这里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出于王朝更迭、政治斗争以及家族复仇等目的的毁墓行为。比如周人灭商以后，为了防止殷人复辟势力借认祖归宗之名聚众叛乱，就盗掘殷人随葬宝器，剖棺付之一炬，戮尸扰乱骨骸。其动机就是意图通过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段，惩罚敌方，断掉殷人的续脉。这就像《吕氏春秋》上说的：“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也。”这类做法还不是孤例，尤以《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流传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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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秋时代楚平王听信谗言，将大夫伍奢全家斩尽杀绝。伍奢次子伍子胥历尽艰险，逃到吴国，成为吴国重臣。后来，伍子胥率领军队攻破楚都郢城，挖开已经去世的楚平王的坟墓，鞭尸300下，终为父兄报了仇，雪了恨。
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民间说法，说是伍子胥攻破楚都后，怎样也找不到楚平王墓。他掘了几十座大臣墓，拷问了多人，才发现原来楚平王在一位大臣自家的坟墓下面，又修了一座自己的王陵。伍子胥只掘了上面的墓，却不知道下面还有一座。这个说法难以考实，但至少说明经过商周时期的深埋后，其他的防范手段也开始出现。
另一种破坏是以搜求珍宝、谋财为目标，此种“发墓”做法在商代之后愈演愈烈，历经数朝，延至今日，成为最主要的盗墓动机。考古学者就曾在商王帝乙陵墓发现近代盗洞66个，还有盗墓贼遗下的宋代黑花白瓷灯和近现代的步枪、刺刀等。这表明，无论深埋这种防范措施比史前时代有了多大进步，毕竟还是土埋，只要盗墓贼钻探到墓葬的具体位置，不停地往下挖，古墓还是很难幸免被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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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毁墓也好，盗墓也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中国古代盛行的厚葬风俗有关系。这种情况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最终演变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盗墓猖獗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社会变动剧烈。诸侯大夫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分等级，纷纷僭越失礼，不惜在丧葬上争豪斗富，极尽奢华，于是，尽珍宝而倾的厚葬之风大行其道。《墨子•节葬下》对当时的情况有过这样的描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陵必巨。”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些贼人盗墓的心理动机，也为其盗墓发财提供了客观条件。
所以，厚葬才是盗墓兴起和防盗墓措施不断发展的主要根源。由此导致“宋未亡而东冢掘，齐未亡而庄公冢掘”。意思是说，宋文公和齐庄公的墓在国家未亡时就已被盗。可见当时盗墓风之盛。对此，《吕氏春秋》就讲：“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
更何况，当时铁器已被发明出来，随之而来的盗墓方式和盗墓手段也都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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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再仅仅依靠挖坑深埋的手段显然已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保护墓葬不受侵扰，各国诸侯们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各种防盗设施。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墓葬防范设施普遍增加了填石头和堆沙子的做法。这成为古墓防盗设施发展史上第二个阶段的代表性手段。
堆沙子的防盗手段在考古上叫做“积沙墓”，以“防盗之巧思也”，尽显古人的智慧。这种做法是在置放了棺椁的墓室内厚厚地填埋沙子。因为沙子堆在一起，结构松散，盗墓贼在上面挖出深洞来几无可能。即便挖出洞来钻进去，也会因为沙子容易形成流体塌陷状，其自身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
填埋石头防盗，在考古上叫做“积石墓”。就是用石头砌墓室四壁以及把石头堆积在墓口上面，这样一是增加了墓葬本身的牢固程度，二是造成了盗挖墓葬的难度，即便是用新发明的铁器工具，在坚硬的石块上也很难发挥多大的作用。以河南平顶山市发现的西周时期应国墓地的积石墓为例，这个墓室内所填置的大量积石，自上而下可分为11层，每相邻的两层之间隔以0.5米厚的填土。这些积石都是不规则的偏红色石块，重者可达千余斤。由此可知，就算盗墓贼找到了墓口，可他们在地下数米的深深墓坑中，面对这些很难搬动的千斤巨石，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放弃盗掘计划。
其实在考古中，人们还发现不少既有积石又填沙的墓葬。比如河南固始县侯古堆的一座墓葬中，在深约15米的墓坑中，就用了1800多立方米的沙石，其中每块石头轻则几十千克，重则100千克以上。这两种软硬程度不同的结构性材料混合在一起填埋，尽管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但起码可以使盗掘不再像挖土坑竖穴墓那样轻而易举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赵菲, http://www.100md.com(高蒙河)
在中国盗墓史上，像这样被盗劫的墓地已算幸运，因为毕竟它还在地下安然无恙地埋藏了近2000年。那些下葬没多久就被破坏的墓葬，更是不计其数：近的像葬于河北遵化的清代慈禧太后陵墓，在其下葬20年后的1928年，惨遭军阀孙殿英部队的野蛮盗掘；远的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陵区，在商朝灭亡不久，就被周人“以绝殷祀”的目的尽数盗毁了。
照理说，周人盗毁商代王陵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手的，因为商人所在的30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了墓葬防盗意识，并且主动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这些防盗措施，历经数代，不断革新，到明清时期已极尽能事。像孙殿英盗掘慈禧陵寝时，不但费尽周折才寻找到入口，就是找到入口后，也是靠着炸药炸开墙门，才算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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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古代丧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墓的防盗设施在各个阶段都有哪些做法和特点呢？
土坑深埋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先说说商代王陵为什么不太容易被盗掘。这还要从比商代更早的史前人墓葬说起。
人类自诞生后的两三百万年时间里，遇到有人去世，大都是茅草裹尸，平地掩埋，就像《周易》上说的那样“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不起坟，也不竖碑。大约到了1万年前，逐渐出现了挖坑穴和建墓地来安葬死者的习俗。那时的墓葬，普遍的是在平地上向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穴，把遗体用棺椁装殓，再摆放一些随葬品。这在考古上叫做“土坑竖穴”的墓葬，大小仅能容尸，一般宽一两米，长两三米，墓口距地面也都浅得很，不过一米多深(图2)。这些都可以旁证，史前时代还不太有后来那些盗墓、毁墓、刨人祖坟之风；否则，像这样的浅埋几无防范效果。而且，从考古发现的成千上万座史前墓葬看，被盗现象也不多见，古墓大多保存得比较好。比如史前时代最大的墓葬之一—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10号墓，长4.2米，宽3.2米，随葬了将近300件器物，无一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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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已有目的地增强了防盗意识，并且取了一定的墓葬防护措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盗墓史研究者们一般都没注意到的深埋。换句话说，深挖坑、厚土葬的葬俗，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墓防盗设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深埋的做法在夏代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内的大型陵墓为最。这座很可能是夏王室的墓葬，比起史前来，陵墓深度实在是深了太多，已经向地下深挖到了6.1米。到了商周时代，河南安阳、陕西周原一带的商代王臣以及相当于周王级别的大墓，又比夏代向地下挖得更深，不少都超过了10米(图1)。比如安阳殷墟编号M1001号的商王墓，规模之大，堪列商墓之最，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深达10.5米。另外，像20世纪80年代前后历时10年在陕西凤翔县发掘的秦始皇祖上的秦景公大墓，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度甚至达到了25米，令人震惊。这样的深埋，显然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这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地位、权利；另一方面，也足以防止墓葬遭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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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深埋后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的情况也不尽然，甚至多数情况下反而与墓主人的愿望相反。比如秦景公大墓，当考古人员揭开墓表的耕土时，就发现247个盗洞。经过考古辨识，这些盗洞的年代居然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唐宋以后，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盗洞最多的一个古墓葬。但考古上也还发现过没有被盗的王室贵族墓，比如著名的河南安阳小屯村5号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墓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在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里，考古人员一共清理出约7000件器物，这与它深埋在8米的地下不无关系。
积石与积沙
夏商前后开始出现墓葬防盗措施，显然是为了防止陵墓被人为破坏。但人们对陵墓的破坏行为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了后世。这里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出于王朝更迭、政治斗争以及家族复仇等目的的毁墓行为。比如周人灭商以后，为了防止殷人复辟势力借认祖归宗之名聚众叛乱，就盗掘殷人随葬宝器，剖棺付之一炬，戮尸扰乱骨骸。其动机就是意图通过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段，惩罚敌方，断掉殷人的续脉。这就像《吕氏春秋》上说的：“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也。”这类做法还不是孤例，尤以《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流传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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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秋时代楚平王听信谗言，将大夫伍奢全家斩尽杀绝。伍奢次子伍子胥历尽艰险，逃到吴国，成为吴国重臣。后来，伍子胥率领军队攻破楚都郢城，挖开已经去世的楚平王的坟墓，鞭尸300下，终为父兄报了仇，雪了恨。
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民间说法，说是伍子胥攻破楚都后，怎样也找不到楚平王墓。他掘了几十座大臣墓，拷问了多人，才发现原来楚平王在一位大臣自家的坟墓下面，又修了一座自己的王陵。伍子胥只掘了上面的墓，却不知道下面还有一座。这个说法难以考实，但至少说明经过商周时期的深埋后，其他的防范手段也开始出现。
另一种破坏是以搜求珍宝、谋财为目标，此种“发墓”做法在商代之后愈演愈烈，历经数朝，延至今日，成为最主要的盗墓动机。考古学者就曾在商王帝乙陵墓发现近代盗洞66个，还有盗墓贼遗下的宋代黑花白瓷灯和近现代的步枪、刺刀等。这表明，无论深埋这种防范措施比史前时代有了多大进步，毕竟还是土埋，只要盗墓贼钻探到墓葬的具体位置，不停地往下挖，古墓还是很难幸免被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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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毁墓也好，盗墓也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中国古代盛行的厚葬风俗有关系。这种情况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最终演变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盗墓猖獗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社会变动剧烈。诸侯大夫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分等级，纷纷僭越失礼，不惜在丧葬上争豪斗富，极尽奢华，于是，尽珍宝而倾的厚葬之风大行其道。《墨子•节葬下》对当时的情况有过这样的描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陵必巨。”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些贼人盗墓的心理动机，也为其盗墓发财提供了客观条件。
所以，厚葬才是盗墓兴起和防盗墓措施不断发展的主要根源。由此导致“宋未亡而东冢掘，齐未亡而庄公冢掘”。意思是说，宋文公和齐庄公的墓在国家未亡时就已被盗。可见当时盗墓风之盛。对此，《吕氏春秋》就讲：“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
更何况，当时铁器已被发明出来，随之而来的盗墓方式和盗墓手段也都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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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再仅仅依靠挖坑深埋的手段显然已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保护墓葬不受侵扰，各国诸侯们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各种防盗设施。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墓葬防范设施普遍增加了填石头和堆沙子的做法。这成为古墓防盗设施发展史上第二个阶段的代表性手段。
堆沙子的防盗手段在考古上叫做“积沙墓”，以“防盗之巧思也”，尽显古人的智慧。这种做法是在置放了棺椁的墓室内厚厚地填埋沙子。因为沙子堆在一起，结构松散，盗墓贼在上面挖出深洞来几无可能。即便挖出洞来钻进去，也会因为沙子容易形成流体塌陷状，其自身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
填埋石头防盗，在考古上叫做“积石墓”。就是用石头砌墓室四壁以及把石头堆积在墓口上面，这样一是增加了墓葬本身的牢固程度，二是造成了盗挖墓葬的难度，即便是用新发明的铁器工具，在坚硬的石块上也很难发挥多大的作用。以河南平顶山市发现的西周时期应国墓地的积石墓为例，这个墓室内所填置的大量积石，自上而下可分为11层，每相邻的两层之间隔以0.5米厚的填土。这些积石都是不规则的偏红色石块，重者可达千余斤。由此可知，就算盗墓贼找到了墓口，可他们在地下数米的深深墓坑中，面对这些很难搬动的千斤巨石，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放弃盗掘计划。
其实在考古中，人们还发现不少既有积石又填沙的墓葬。比如河南固始县侯古堆的一座墓葬中，在深约15米的墓坑中，就用了1800多立方米的沙石，其中每块石头轻则几十千克，重则100千克以上。这两种软硬程度不同的结构性材料混合在一起填埋，尽管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但起码可以使盗掘不再像挖土坑竖穴墓那样轻而易举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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