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大迁徙(2)
线到达宝鸡时，因潼关形势骤然紧张，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转移至汉中。
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7000多箱文物，至少需要300辆车次。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才得以解决。然而，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宝鸡到汉中，要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时值冬季，山上多雪，路陡山滑，非常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放石子，行车多有不便。初运的几批还顺利，到第四批车时则发生了一些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总算得以解决。
1938年4月，这一路文物全部运抵汉中，但尚未喘息，就听闻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转移。刚离开汉中，这里便遭遇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被毁。千里迢迢而来，却无安身之地，行政院又命令将文物转运成都。
汉中到成都500多千米，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5个渡口，均未架设桥梁，须用木船载车过河。时有敌机空袭，一路艰辛。所有的文物花了10个月抢运，才于1939年2月全部到达成都。好不容易抵达那里后，重庆被炸，成都亦不安全，无奈，行政院又下令，文物再次转运至150千米外的峨嵋藏身，遂成立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 百拇医药
故宫博物院19557箱文物精华，就这样穿越遍地烽火，辗转周折，总算找到各自暂时的藏身之处安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迁的故宫文物亦开始东归。1946年1月下旬，存放在巴县的文物抵达重庆；5月15日，藏于峨眉的北路文物开始向重庆集中，于9月12日全部抵达；而藏于乐山的文物则于1947年3月才运完。从1947年5月开始，运抵重庆的三路文物向南京启运，除了10个庞然大物——“岐阳石鼓”因船载不易而走陆路外，其余皆走水运。第一批文物于6月19日起锚，随后一批接一批，到11月26日安抵南京，全部“完璧归赵”。整个故宫文物南迁，是在炮火硝烟中进行的，历时14年，行程数万千米，而文物分毫无损，堪为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骨肉又分离
当年故宫博物院文物迁移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曾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然而，内战很快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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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9月下旬，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准备撤往台湾，于是决定将这批南迁文物一起带走。就这样，当年存放于紫禁城的这批文物，从20世纪30年代被运出后就再也没回“家”，于颠沛流离15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
入台文物共分3批运送，第一批由海军部“中鼎号”登陆艇载运，共计320箱，1948年12月22日由下关开出，27日安抵基隆；第二批是租用“海沪号”轮船载运，有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离开南京，9日抵台；第三批由海军部“昆仑舰”运输，由于舱位有限及军舰停留时间短等原因，已装箱的1700箱文物仅运走972箱，从1月30日离开下关，至2月22日抵基隆。
文物南迁，直接导致了“一宫两院”隔海相望，即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这些文物现都存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包括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等。铜器有宗周钟、毛公鼎、散氏盘等重器5600多件，还有《四库全书》等珍本古籍。这批文物的“离家出走”，使得一些成对成双的文物“骨肉分离”，如郎世宁的《十骏图》，两个故宫博物院各藏5轴；仅存的一对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一件阳文的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阴文的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徽宗制作的大晟编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6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枚等。甚至如唐代怀素的《自叙帖》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精美的原包装盒则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时珠椟相分，令人感慨。
【责任编辑】王凯, 百拇医药(韩文宁)
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7000多箱文物，至少需要300辆车次。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才得以解决。然而，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宝鸡到汉中，要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时值冬季，山上多雪，路陡山滑，非常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放石子，行车多有不便。初运的几批还顺利，到第四批车时则发生了一些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总算得以解决。
1938年4月，这一路文物全部运抵汉中，但尚未喘息，就听闻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转移。刚离开汉中，这里便遭遇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被毁。千里迢迢而来，却无安身之地，行政院又命令将文物转运成都。
汉中到成都500多千米，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5个渡口，均未架设桥梁，须用木船载车过河。时有敌机空袭，一路艰辛。所有的文物花了10个月抢运，才于1939年2月全部到达成都。好不容易抵达那里后，重庆被炸，成都亦不安全，无奈，行政院又下令，文物再次转运至150千米外的峨嵋藏身，遂成立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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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19557箱文物精华，就这样穿越遍地烽火，辗转周折，总算找到各自暂时的藏身之处安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迁的故宫文物亦开始东归。1946年1月下旬，存放在巴县的文物抵达重庆；5月15日，藏于峨眉的北路文物开始向重庆集中，于9月12日全部抵达；而藏于乐山的文物则于1947年3月才运完。从1947年5月开始，运抵重庆的三路文物向南京启运，除了10个庞然大物——“岐阳石鼓”因船载不易而走陆路外，其余皆走水运。第一批文物于6月19日起锚，随后一批接一批，到11月26日安抵南京，全部“完璧归赵”。整个故宫文物南迁，是在炮火硝烟中进行的，历时14年，行程数万千米，而文物分毫无损，堪为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骨肉又分离
当年故宫博物院文物迁移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曾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然而，内战很快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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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9月下旬，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准备撤往台湾，于是决定将这批南迁文物一起带走。就这样，当年存放于紫禁城的这批文物，从20世纪30年代被运出后就再也没回“家”，于颠沛流离15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
入台文物共分3批运送，第一批由海军部“中鼎号”登陆艇载运，共计320箱，1948年12月22日由下关开出，27日安抵基隆；第二批是租用“海沪号”轮船载运，有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离开南京，9日抵台；第三批由海军部“昆仑舰”运输，由于舱位有限及军舰停留时间短等原因，已装箱的1700箱文物仅运走972箱，从1月30日离开下关，至2月22日抵基隆。
文物南迁，直接导致了“一宫两院”隔海相望，即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这些文物现都存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包括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等。铜器有宗周钟、毛公鼎、散氏盘等重器5600多件，还有《四库全书》等珍本古籍。这批文物的“离家出走”，使得一些成对成双的文物“骨肉分离”，如郎世宁的《十骏图》，两个故宫博物院各藏5轴；仅存的一对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一件阳文的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阴文的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徽宗制作的大晟编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6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枚等。甚至如唐代怀素的《自叙帖》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精美的原包装盒则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时珠椟相分，令人感慨。
【责任编辑】王凯, 百拇医药(韩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