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是怎样发现的?
长期以来，关于中共一大会址的表述说法不一，有说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有说在望志路106号，也有说在望志路树德里3号，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在市长陈毅的提议下，开始布置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具体负责的是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姚溱长期在上海负责文化宣传工作，1954年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50年初秋他找到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的沈之瑜，沈之瑜是个老上海，对周边环境十分熟悉，姚溱便要他亲自挂帅，担负起寻找一大会址的重任。接到任务后，沈之瑜十分兴奋，但不久又犯愁了，姚溱只告诉他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沈之瑜一听，“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这么大范围要怎么找!”经过缜密调查，他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口中得到一个重要线索，在扬帆手下有一个叫周之友的副科长，此人原名周幼海，乃一大代表、大汉奸周佛海之子!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繁，他便借宿在上海李达家里，通过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她的同学杨淑慧，杨淑慧出身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二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生下了周幼海。周幼海幼时在上海度过，抗战爆发后随母迁至香港。后因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这使他深感耻辱，在他痛苦不堪、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个叫陈国桢的同学偷偷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借给他阅读，他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知道他父亲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醒悟到走什么样的道路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日本战败后，他和父亲周佛海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释放，后辗转上海，经扬帆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在上海从事的策反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以投机商人的身份结识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将重要情报及时向上级报告，还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人物和浙东税警大队长，并积极为中共地下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后，他调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将分家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由于家庭背景的特殊性，周幼海注定命途多舛，曾两次入秦城监狱，一次是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另一次是在“文革”时期，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得以平反昭雪，1985年周幼海病逝。沈之瑜找到周幼海说明了来意，周幼海当即表示他的母亲杨淑慧在一大召开时就在上海，而且他的父亲曾经写过不少回忆文章，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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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妇联工作的一位老党员黄定慧也提供了一些情况。黄定慧曾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解放后，迁居上海汾阳路跳水池斜对面的黑市公寓里，被安排在区妇联工作，同她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还有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的弟媳，由此黄得以与杨淑慧相识。1950年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黄定慧、李兰天(中宣部派来取机要文件的干部)、杨淑慧、杨淑慧弟媳四人，在黄家打麻将，闲谈之间，杨提到了她与周佛海相识相恋的过程，还说到了周佛海参加“一大”会议前后的一些事情，杨说她不仅帮周佛海去李书城家送信、联络开会事项，还在开会当日，拿着板凳、扇子，坐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与望志路(今兴业路)口的转弯处，假装乘凉，实则望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晚送别杨淑慧和她弟媳后，黄李二人都认为杨无意间提到的情况十分重要，应该尽快向上级反映。第二天，李兰天就向中宣部汇报了此事(几乎与此同时，周幼海也从其母亲那里听说了此事，向扬帆作了汇报。)
此时的沈之瑜也费尽周折，终于在周佛海所著《往矣集》一书中的一篇《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里，发现周佛海详细了记述了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一大的经过，他特别提到“一大”外地代表住宿地方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位于法租界，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中央政府“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同年8月1日起，上海撤消了租界，贝勒路也改称为“黄陂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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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对这些情况十分重视，指示上海市委可以让杨淑慧协助寻找中共“一大”的会址，杨淑慧听了很高兴，表示一定会尽心尽力。实地寻找工作就此开始。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杨淑慧在兴业路附近转了一天，竟然没有找到。但是她对自己当时在四叉路乘凉“望风”的事印象极深，当年她就坐在离李公馆十几米远的地方“望风”。现在兴业路转角处第一栋石库门门牌号是100号，向西为102、104，而104、106、108号则极有可能其中一幢是李公馆。她在这几幢房屋之间来回走动，反复辨认，最后在106号前驻足凝视，这是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牌子的商店，杨淑慧左看右看，又跑到房屋后门去仔细张望，潜意识里感到这幢房子有点像，但又不十分肯定。这幢房子的前门墙上刷满白灰，写了一个2米多高的巨大的“酱”字，陪同杨淑慧一起来的沈之瑜借了一把铲子，征得店家同意后，把白石灰铲掉一块，当杨淑慧看到在青砖上嵌砌着红砖的墙面时，她兴奋地说，“应该就是这里了，这幢房子有点像李公馆。”
这家店的老板董正昌回忆说：“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5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的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后来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就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租了下来，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为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亲戚居住。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来改开“恒昌福面坊”，外墙也刷成了白色，专营挂面生意。如此看来，这家酱园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李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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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杨淑慧和沈之瑜初步确定后，上海市委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现景拍成了照片，黄定慧还专门请了一个木匠把“恒昌福面坊”复原成李公馆的样子，制作成模型，这些证物一同被带到北京，得到了当时与会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的一致确认，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李公馆的房主，也回忆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由此中共一大的会址终于找到了，就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
但由于修葺搬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30年大庆时，一大会址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直到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还专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担任主任。此后，又经过多年走访、调查、考证，终于确定了开会地点为这幢房子的一楼客厅，并对会议室内外家居摆设进行了复原，还专门邀请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座谈，确认1921年期间的家具样式。同时请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逐一对会议室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灯罩、灯泡、电灯开关等作了核实考证，力求符合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式样，切实做到“新工旧作，整旧如旧。”在此以后，才终于使一大会址当年的情景得以再现，前来参观瞻仰的人都表示可亲可信，如临其境。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8年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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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一大有两个会址，因为在7月23日召开的会议，但在30日晚有陌生人突然闯入，这一突发事件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止。后来，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转到了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来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同时托旅馆老板雇了一条中型游船。8月2日上午，在上海的与会者乘早班火车到达嘉兴，先坐摆渡船上了湖心的烟雨楼。 此时那条预订的游船正泊在楼前的水面，因为船身较大，不好靠岸，船主便用拖梢船把大家接上游船。当天天阴有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撑到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由王会悟负责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并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59年在烟雨楼建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当年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游船早已不复存在，嘉兴市政府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仿造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时的游船，并于1964年经董必武同志亲自审定。如今，这艘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伟大事件的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的东南长堤边水面，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向广大游人展出。
【责任编辑】林京, 百拇医药(杨鑫洁)
具体负责的是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姚溱长期在上海负责文化宣传工作，1954年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50年初秋他找到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的沈之瑜，沈之瑜是个老上海，对周边环境十分熟悉，姚溱便要他亲自挂帅，担负起寻找一大会址的重任。接到任务后，沈之瑜十分兴奋，但不久又犯愁了，姚溱只告诉他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沈之瑜一听，“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这么大范围要怎么找!”经过缜密调查，他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口中得到一个重要线索，在扬帆手下有一个叫周之友的副科长，此人原名周幼海，乃一大代表、大汉奸周佛海之子!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繁，他便借宿在上海李达家里，通过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她的同学杨淑慧，杨淑慧出身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二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生下了周幼海。周幼海幼时在上海度过，抗战爆发后随母迁至香港。后因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这使他深感耻辱，在他痛苦不堪、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个叫陈国桢的同学偷偷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借给他阅读，他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知道他父亲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醒悟到走什么样的道路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日本战败后，他和父亲周佛海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释放，后辗转上海，经扬帆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在上海从事的策反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以投机商人的身份结识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将重要情报及时向上级报告，还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人物和浙东税警大队长，并积极为中共地下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后，他调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将分家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由于家庭背景的特殊性，周幼海注定命途多舛，曾两次入秦城监狱，一次是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另一次是在“文革”时期，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得以平反昭雪，1985年周幼海病逝。沈之瑜找到周幼海说明了来意，周幼海当即表示他的母亲杨淑慧在一大召开时就在上海，而且他的父亲曾经写过不少回忆文章，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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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沈之瑜也费尽周折，终于在周佛海所著《往矣集》一书中的一篇《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里，发现周佛海详细了记述了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一大的经过，他特别提到“一大”外地代表住宿地方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位于法租界，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中央政府“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同年8月1日起，上海撤消了租界，贝勒路也改称为“黄陂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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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店的老板董正昌回忆说：“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5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的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后来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就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租了下来，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为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亲戚居住。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来改开“恒昌福面坊”，外墙也刷成了白色，专营挂面生意。如此看来，这家酱园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李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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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修葺搬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30年大庆时，一大会址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直到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还专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担任主任。此后，又经过多年走访、调查、考证，终于确定了开会地点为这幢房子的一楼客厅，并对会议室内外家居摆设进行了复原，还专门邀请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座谈，确认1921年期间的家具样式。同时请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逐一对会议室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灯罩、灯泡、电灯开关等作了核实考证，力求符合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式样，切实做到“新工旧作，整旧如旧。”在此以后，才终于使一大会址当年的情景得以再现，前来参观瞻仰的人都表示可亲可信，如临其境。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8年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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