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漫漫求援路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认识到，仅仅依靠现有国力还不足以战胜日本，故一面进行顽强抵抗，一面积极寻求外援。争取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并与这三国进行军事合作，是在抗战的不同阶段相继开展的。
相交德国
德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清末，它在军事技艺方面居于领先，故一直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等。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
次年3月，由陈仪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由德军退役上校鲍尔陪同赴德考察。此行有双重目的：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服务。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远道而来，不过他们属于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认可。
鲍尔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首任团长，此后，相继有佛采尔、塞克特、法肯豪森担任这一职务。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德国政府遂于1936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以优惠条件鼓励中方继续购置军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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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内容。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德之间关系融洽，这一时段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军舰，小到手枪子弹，至少有近1.5亿马克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
抗战爆发时，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中央军精锐之师装备有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中日开战后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大约有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国军作战勇猛，初战告捷，让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惊呼这是在与德军作战。德国军事顾问忠于职守，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丧失殆尽，日军攻城拔寨，国军节节败退。南京沦陷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
随着中日战事升级并趋于持久，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宣告终结。虽然在战初德国宣布中立，并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无甚关系，但这种中立实难持久，中德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1937年10月下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未见成效后，便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双方曾经的“蜜月”完结，开始冷眼相待。1941年7月1日，德国公然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遂宣布与之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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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的形式简单，蒋介石以私人名义雇用德国顾问，他们只对蒋个人负责。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在于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初步灌输现代军事观念，帮助其建立起一支比较现代化的部队，大批德制武器和军工设备的输入，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联姻苏联
1938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苏联军事顾问首次来华是在大革命时期。1923～1924年期间，苏联在援助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后，由于意识形态相异，导致双方不睦。至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中苏则完全断绝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威胁。“同命相连”使得中苏于次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但双方矛盾和互不信任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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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中苏两国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后因苏联方面的原因而搁置。1935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适时调整对策，决定“联苏御日”。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而直接签订“互助条约”。
苏联从自身利益考量，担心如果签订“互助条约”，势必会深陷战争泥潭，所以始终未表态。但同时，苏联政府有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一旦签约，就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国民政府对此建议一直犹豫不决，它更关注的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中苏互助条约”。
抗战全面爆发后，着眼于当前时局艰危和考虑到今后长远利益，国民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于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参谋次长杨杰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寻求援助。苏联则言而有信，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
在抗战的前4年，中国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苏联，以军火为例：飞机1563架、坦克164辆、各种火炮1850门、各种炮弹280亿发、各式机枪20320挺、步枪10万支、各种车辆1337辆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战略物资。与西方的绥靖政策和对侵略持纵容的态度相比，苏联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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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中国派遣空军志愿人员。他们担负着两项任务：一是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给日本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以重大打击。从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有7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为抗战献身。二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先后共培训了1000多名飞行员和80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
随着苏联援华规模的不断扩大，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的请求，苏联又向中国派遣了高级军事顾问，覆盖各战区、各兵种。工作内容包括训练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先后来华工作的苏军顾问有300多人，加上专家、技术人员等，总数约5000人。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大约有9万人。1938～1941年间，苏军顾问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订。
1941年后，由于多方原因，中苏关系走向低谷。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付德军入侵，已无暇东顾。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苏联援华至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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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的合作基础是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但合作对双方而言则是权宜之计。其合作的形式较为单一，仅限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就苏联当时的国力而言，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及时和大量的。对中国来说，毕竟是在抗战最孤立、最危险的阶段得到了巨大的外援。
结盟美国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囿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在中国并无特殊利益需要保护，美国作壁上观，采取了中立政策，以避免日美直接冲突。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于1933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6年5月，两国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求助美国。蒋介石是想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国出面交涉，以便早日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是在英国。但是在所期待的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审时度势，于1938年6月确立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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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美国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是国民政府争取美国援助的重点。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这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肇始。1940年3月和9月，又分别签订了“华锡借款”和“钨砂借款”，用于购买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枪支等军需物资。
从1939年春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国民政府拟就了一份关于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的方案，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剑走偏锋，一致对日，共同维护在远东的权益。但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
中国争取美国援助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对待中日问题并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使其援华的力度和作用十分有限。
1940年秋，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形势急转直下，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压，并成功得到一笔1亿美元的巨额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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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中旬，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罗斯福又于5月6日发表声明，除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外，并定下了“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的基调，表明了一种“共存亡”的可喜态度。国民政府旋即任命宋子文为代表，加紧磋商相关事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项：一是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二是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是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同的敌人使中美迅速结盟。但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它刚刚实施的援华计划，其“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得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长的末端，所得到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严重不足，中国军队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这注定了中国战场只能依靠非常有限的资源与日军抗衡。
抗战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虽然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与中国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但在中国从外国获得的全部2351架飞机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了总数的59%，给中国空军以强力支援。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达5.17亿美元。
中美之间的合作从形式上看较为全面，但拓展的领域并不宽。不过，中美两国为彻底击败日本而结盟，因而是双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虽然有限，但它为中国保持了一支空中力量，先进的美式装备起到了极大的抵御作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最为全面、规模最大。
【责任编辑】王凯, http://www.100md.com(韩文宁)
相交德国
德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清末，它在军事技艺方面居于领先，故一直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等。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
次年3月，由陈仪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由德军退役上校鲍尔陪同赴德考察。此行有双重目的：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服务。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远道而来，不过他们属于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认可。
鲍尔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首任团长，此后，相继有佛采尔、塞克特、法肯豪森担任这一职务。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德国政府遂于1936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以优惠条件鼓励中方继续购置军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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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内容。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德之间关系融洽，这一时段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军舰，小到手枪子弹，至少有近1.5亿马克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
抗战爆发时，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中央军精锐之师装备有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中日开战后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大约有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国军作战勇猛，初战告捷，让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惊呼这是在与德军作战。德国军事顾问忠于职守，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丧失殆尽，日军攻城拔寨，国军节节败退。南京沦陷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
随着中日战事升级并趋于持久，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宣告终结。虽然在战初德国宣布中立，并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无甚关系，但这种中立实难持久，中德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1937年10月下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未见成效后，便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双方曾经的“蜜月”完结，开始冷眼相待。1941年7月1日，德国公然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遂宣布与之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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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的形式简单，蒋介石以私人名义雇用德国顾问，他们只对蒋个人负责。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在于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初步灌输现代军事观念，帮助其建立起一支比较现代化的部队，大批德制武器和军工设备的输入，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联姻苏联
1938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苏联军事顾问首次来华是在大革命时期。1923～1924年期间，苏联在援助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后，由于意识形态相异，导致双方不睦。至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中苏则完全断绝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威胁。“同命相连”使得中苏于次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但双方矛盾和互不信任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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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中苏两国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后因苏联方面的原因而搁置。1935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适时调整对策，决定“联苏御日”。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而直接签订“互助条约”。
苏联从自身利益考量，担心如果签订“互助条约”，势必会深陷战争泥潭，所以始终未表态。但同时，苏联政府有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一旦签约，就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国民政府对此建议一直犹豫不决，它更关注的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中苏互助条约”。
抗战全面爆发后，着眼于当前时局艰危和考虑到今后长远利益，国民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于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参谋次长杨杰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寻求援助。苏联则言而有信，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
在抗战的前4年，中国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苏联，以军火为例：飞机1563架、坦克164辆、各种火炮1850门、各种炮弹280亿发、各式机枪20320挺、步枪10万支、各种车辆1337辆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战略物资。与西方的绥靖政策和对侵略持纵容的态度相比，苏联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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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中国派遣空军志愿人员。他们担负着两项任务：一是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给日本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以重大打击。从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有7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为抗战献身。二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先后共培训了1000多名飞行员和80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
随着苏联援华规模的不断扩大，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的请求，苏联又向中国派遣了高级军事顾问，覆盖各战区、各兵种。工作内容包括训练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先后来华工作的苏军顾问有300多人，加上专家、技术人员等，总数约5000人。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大约有9万人。1938～1941年间，苏军顾问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订。
1941年后，由于多方原因，中苏关系走向低谷。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付德军入侵，已无暇东顾。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苏联援华至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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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的合作基础是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但合作对双方而言则是权宜之计。其合作的形式较为单一，仅限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就苏联当时的国力而言，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及时和大量的。对中国来说，毕竟是在抗战最孤立、最危险的阶段得到了巨大的外援。
结盟美国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囿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在中国并无特殊利益需要保护，美国作壁上观，采取了中立政策，以避免日美直接冲突。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于1933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6年5月，两国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求助美国。蒋介石是想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国出面交涉，以便早日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是在英国。但是在所期待的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审时度势，于1938年6月确立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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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春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国民政府拟就了一份关于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的方案，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剑走偏锋，一致对日，共同维护在远东的权益。但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
中国争取美国援助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对待中日问题并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使其援华的力度和作用十分有限。
1940年秋，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形势急转直下，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压，并成功得到一笔1亿美元的巨额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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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中旬，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罗斯福又于5月6日发表声明，除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外，并定下了“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的基调，表明了一种“共存亡”的可喜态度。国民政府旋即任命宋子文为代表，加紧磋商相关事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项：一是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二是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是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同的敌人使中美迅速结盟。但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它刚刚实施的援华计划，其“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得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长的末端，所得到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严重不足，中国军队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这注定了中国战场只能依靠非常有限的资源与日军抗衡。
抗战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虽然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与中国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但在中国从外国获得的全部2351架飞机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了总数的59%，给中国空军以强力支援。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达5.17亿美元。
中美之间的合作从形式上看较为全面，但拓展的领域并不宽。不过，中美两国为彻底击败日本而结盟，因而是双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虽然有限，但它为中国保持了一支空中力量，先进的美式装备起到了极大的抵御作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最为全面、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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