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辛亥革命前期的功与过(下)
历史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的十字路口上，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成为清廷的殉葬者；或者顺应历史的潮流，协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点。历史在考验着袁世凯的胆识与魄力。
历史考验
袁世凯出山之初选择了前者。他宣称：“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希望“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尽管袁世凯当时标榜立宪，逼迫载沣归藩，但是他的主要矛头是指向革命阵营的。这时袁的立场基本上站在君主制一方，基本上是作为民主共和的敌对势力出现于历史舞台上。袁当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但是，袁世凯很快发生转变，“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仍表示坚持君主立宪，但是却派主张共和的唐绍仪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并派汪精卫等人陪同，明眼人已经看出袁此举“亦有深意”。果然，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便宣布：“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惜阴堂私下会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黄兴提出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为总统的条件。袁世凯同革命阵营眉来眼去，透露出他对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为了反击“宗社党”武装反抗的阴谋，袁又让北洋将领电致内阁，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接着扬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准备兵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内部的反戈一击，终于在袁世凯的逼宫下，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皇帝的退位，标志着清王朝的灭亡，也宣告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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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他被推选为大总统的重要原因。如果进一步弄清袁从“忠君”到“叛君”，从反对共和到支持共和这一转变的原因，袁成为总统的“谜底”便比较清楚、比较完整了。张国淦的一段回忆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
这里不仅勾划了袁转变的过程，而且点出了他变化的原因。第一，以“各处通电到京”为表现的时代潮流对袁的触动很大。袁世凯没有像顽固不化的君主派那样，无视历史潮流，负隅顽抗。他没有迷信手中的武力，试螳臂当车。他也没有像黎元洪那样被枪逼着才转变态度。他从汹涌的民主共和浪潮中认真地感觉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从不同角度也得出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的结论。他的奏折反映了他的思想：“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焕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袁世凯客观地感到他的武力不足以平定拥护共和的人心，感到如果反对共和，最终却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第二，共和学理的影响。袁世凯对于共和学说，从“不妨研究”、约人谈论到渐明学理，其态度基本是主动研究，而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一概排斥。第三，权力和私欲的满足。“非公不可”的论调，拥戴大总统的许诺，恰恰同袁世凯心中强烈的权力欲相吻合，于是半推半就，“推”是作态，“就”是实质，开始了停战、议和、逼宫一系列的活动。袁世凯的转变一方面体现了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带有主体性的选择。正是为此，孙中山才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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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世凯由清廷内阁总理变为民国总统这一结果，体现着阶级力量的对比，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同它采取的策略，也包含着袁世凯转变的作用。历史没有服从革命派的意志迅猛急进，也没有顺从清王朝的意志停滞不前，而是选择了比较和缓的方式发展，选择了一个并非一心一意真心拥护共和的总统，这是历史的误会，也确确实实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历史功过
既然袁世凯任民国总统不宜简单以“窃国”定论，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袁世凯的转变又是合力中的因素之一，那么认真探讨袁氏此间的功过，便是十分必要的了。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还是历史前进的障碍？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采取“保全主义”，主要通过清王朝侵略控制中国，清王朝则竭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足列强需求。作为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王朝进一步加强君主制度，大搞愚民、抑民、骗民的把戏。要变革社会必须把矛头指向“国民之公敌”、“社会之蟊贼”的专制清政府。反帝反封建必须发动群众，这时身受清王朝野蛮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满情绪开始滋长，日益膨胀。“革命排满”成为发动群众的有效口号，人民排满的怒火也集中指向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王朝。尽管推翻清王朝并不等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清廷已成为独立、民主、平等的主要障碍，成为历史前进的拦路虎。推翻它，已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当时，谁为推翻清王朝出力，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应该说袁世凯从“忠君”到“叛君”的转变，也顺应了这种潮流。何况，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袁世凯的“叛君”不失为强大的内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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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民主共和风起云涌，在当时民主共和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谁为民主共和扫清障碍，谁就是历史的功臣。袁氏的“共和”倾向，虽非出于衷心，但却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加上了有利于民主共和的砝码，使天平朝进步方向倾斜。
不少论者忽视袁世凯转变的客观作用，其原因是过分强调了袁世凯追求权力的动机。无庸讳言，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常常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我们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期转变的重点应放在客观效果上。
袁世凯的转变加速了清朝专制制度的灭亡，促进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当袁指挥清军与革命军对抗之时，多少人为“鹿死谁手”而担忧；当袁逼清帝退位之时，无数人为避免了法国三次流血、美国七年战争而庆幸。清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袁由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这本身就具有否定君权神授的划时代意义。国会诞生了，尽管它存在缺点，但清朝资政院、后来的猪仔国会、伪国大都不能同它相提并论。其次，自由民主的原则迈开了新步伐。《临时约法》成为全国大法，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雨后春笋，蓬勃兴起”。500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各种主张，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再次，推动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事实胜于雄辩，清朝内阁总理抛弃君主制的事实，给民主共和思想插上了翅膀，使之更广泛的传播。从此，共和思想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这一切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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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转变加快了南北对峙局面的结束，打乱了列强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张謇说：“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他们的分析是有根据的。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先后向湖北、直隶、广东、东北、外蒙等地调兵遣将。其中，日本、俄国最为积极。日本陆军主张趁机成为干涉的核心，并制定了侵占东北、福建、湖北等几套计划。俄国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希望中国各部分裂，“可以借此良机，以便完成俄国的移民事业及巩固俄国的边防”，主张远交近攻，分裂中国，利用南北对峙，谋取利益。南北统一打乱了列强分裂中国的阴谋。利用动乱，侵略中国领土是列强的又一方针。俄国策划外蒙独立、煽动内蒙独立；日本希望东北出现危机，以便占领南满，并且策划同俄国瓜分“满蒙”。南北对峙局面较快结束，扰乱了列强的计划。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重申“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北京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安抚内蒙人心。9月，喀尔沁亲王宣称：“蒙古非反对共和，因误会南北尚未统一，今孙先生与黄先生北来，意见融洽，蒙古自取消独立。”足见南北统一对内蒙的影响。10月以后，内蒙王公纷纷声明：赞成共和。一些“独立”的盟旗宣布取消独立。南北统一前，袁世凯企图派军镇压库伦叛匪，终因南北不可兼顾而止，统一后北京政府开始对叛军进攻，1913年11月基本扼制住叛军的攻势。如果对峙长期持续，东北内蒙局势将不堪设想。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虽然袁世凯动机中包含着卑劣的权欲，但是，他对于当时形势作出比较正确的估计，并作出顺应历史发展的选择，客观上做了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独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破坏民主，出卖祖国，同时也背弃自己的誓言，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终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那已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不过由于以后的罪过而否定以前的功绩，同由于动机的卑劣而否定效果的进步一样，也是不可取的。
【责任编辑】王凯, 百拇医药(姜新)
历史考验
袁世凯出山之初选择了前者。他宣称：“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希望“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尽管袁世凯当时标榜立宪，逼迫载沣归藩，但是他的主要矛头是指向革命阵营的。这时袁的立场基本上站在君主制一方，基本上是作为民主共和的敌对势力出现于历史舞台上。袁当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但是，袁世凯很快发生转变，“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仍表示坚持君主立宪，但是却派主张共和的唐绍仪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并派汪精卫等人陪同，明眼人已经看出袁此举“亦有深意”。果然，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便宣布：“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惜阴堂私下会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黄兴提出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为总统的条件。袁世凯同革命阵营眉来眼去，透露出他对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为了反击“宗社党”武装反抗的阴谋，袁又让北洋将领电致内阁，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接着扬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准备兵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内部的反戈一击，终于在袁世凯的逼宫下，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皇帝的退位，标志着清王朝的灭亡，也宣告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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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他被推选为大总统的重要原因。如果进一步弄清袁从“忠君”到“叛君”，从反对共和到支持共和这一转变的原因，袁成为总统的“谜底”便比较清楚、比较完整了。张国淦的一段回忆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
这里不仅勾划了袁转变的过程，而且点出了他变化的原因。第一，以“各处通电到京”为表现的时代潮流对袁的触动很大。袁世凯没有像顽固不化的君主派那样，无视历史潮流，负隅顽抗。他没有迷信手中的武力，试螳臂当车。他也没有像黎元洪那样被枪逼着才转变态度。他从汹涌的民主共和浪潮中认真地感觉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从不同角度也得出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的结论。他的奏折反映了他的思想：“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焕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袁世凯客观地感到他的武力不足以平定拥护共和的人心，感到如果反对共和，最终却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第二，共和学理的影响。袁世凯对于共和学说，从“不妨研究”、约人谈论到渐明学理，其态度基本是主动研究，而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一概排斥。第三，权力和私欲的满足。“非公不可”的论调，拥戴大总统的许诺，恰恰同袁世凯心中强烈的权力欲相吻合，于是半推半就，“推”是作态，“就”是实质，开始了停战、议和、逼宫一系列的活动。袁世凯的转变一方面体现了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带有主体性的选择。正是为此，孙中山才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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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袁世凯任民国总统不宜简单以“窃国”定论，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袁世凯的转变又是合力中的因素之一，那么认真探讨袁氏此间的功过，便是十分必要的了。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还是历史前进的障碍？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采取“保全主义”，主要通过清王朝侵略控制中国，清王朝则竭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足列强需求。作为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王朝进一步加强君主制度，大搞愚民、抑民、骗民的把戏。要变革社会必须把矛头指向“国民之公敌”、“社会之蟊贼”的专制清政府。反帝反封建必须发动群众，这时身受清王朝野蛮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满情绪开始滋长，日益膨胀。“革命排满”成为发动群众的有效口号，人民排满的怒火也集中指向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王朝。尽管推翻清王朝并不等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清廷已成为独立、民主、平等的主要障碍，成为历史前进的拦路虎。推翻它，已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当时，谁为推翻清王朝出力，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应该说袁世凯从“忠君”到“叛君”的转变，也顺应了这种潮流。何况，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袁世凯的“叛君”不失为强大的内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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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民主共和风起云涌，在当时民主共和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谁为民主共和扫清障碍，谁就是历史的功臣。袁氏的“共和”倾向，虽非出于衷心，但却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加上了有利于民主共和的砝码，使天平朝进步方向倾斜。
不少论者忽视袁世凯转变的客观作用，其原因是过分强调了袁世凯追求权力的动机。无庸讳言，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常常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我们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期转变的重点应放在客观效果上。
袁世凯的转变加速了清朝专制制度的灭亡，促进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当袁指挥清军与革命军对抗之时，多少人为“鹿死谁手”而担忧；当袁逼清帝退位之时，无数人为避免了法国三次流血、美国七年战争而庆幸。清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袁由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这本身就具有否定君权神授的划时代意义。国会诞生了，尽管它存在缺点，但清朝资政院、后来的猪仔国会、伪国大都不能同它相提并论。其次，自由民主的原则迈开了新步伐。《临时约法》成为全国大法，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雨后春笋，蓬勃兴起”。500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各种主张，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再次，推动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事实胜于雄辩，清朝内阁总理抛弃君主制的事实，给民主共和思想插上了翅膀，使之更广泛的传播。从此，共和思想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这一切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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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复杂，虽然袁世凯动机中包含着卑劣的权欲，但是，他对于当时形势作出比较正确的估计，并作出顺应历史发展的选择，客观上做了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独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破坏民主，出卖祖国，同时也背弃自己的誓言，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终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那已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不过由于以后的罪过而否定以前的功绩，同由于动机的卑劣而否定效果的进步一样，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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