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和平
与前两年的争议不断相比,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显得有点波澜不惊,没有太多的悬念和意外。但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那就是三位获奖者都是女性,她们分别是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有“和平斗士”之称的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以及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目前正活跃在倒萨(利赫)运动前线的塔瓦库•卡曼(Tawakkul Karman)。自1901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来,至2010年共有97人获得过该奖(除机构外),其中只有7人是女性。这次一下子授予三位女性以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意味深长。
“埃伦妈妈”瑟利夫
三位获奖者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作为一位几起几落的政治家,瑟利夫常被人们称为“铁娘子”,但笔者在这里宁愿使用她的另一个“封号”——埃伦妈妈。这是利比里亚民众对瑟利夫的昵称,也反映出她作为一个女性政治家展露出来的爱心、细腻与柔情,这在经历了多年战乱、急需重建与和解的利比里亚显得尤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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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利夫于1938年出生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曾赴美国求学,回国后担任利比里亚政府财政部长助理、副部长和部长。1980年,塞缪尔•多伊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总统和多名部长被处死,瑟利夫幸免于难,被迫流亡国外。1985年她回国竞选议员,但被多伊政府以“肆意煽动”的罪名判处10年监禁。1989年,因与多伊产生矛盾而流亡国外的前政府高官查尔斯•泰勒率兵攻入国内,利比里亚陷入长期内战,瑟利夫再次被迫流亡。1996年8月,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斡旋下,利交战各派就停火、解除武装和举行大选等问题达成一致。瑟利夫参加了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泰勒当选为总统。失利的瑟利夫被控“叛国罪”,于是,她又再次不得不选择流亡。在多次流亡生活中,瑟利夫并没有丧失斗志,先后任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事务局、花旗银行非洲分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积累了丰厚的国际人脉与知名度。泰勒当选后,国内和平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利比里亚又陷入内战,泰勒最终被迫下台。2003年各派组建全国过渡政府,瑟利夫担任全国过渡政府中“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在2005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瑟利夫后来居上,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成功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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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利夫之所以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独裁和腐败后,利比里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失业率达到80%,水电系统被完全摧毁,青少年失学情况十分严重,医疗设施严重不足,人均寿命只达到45岁,民众对那种男性强权统治已经失去了信心。瑟利夫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点,她说:“我是一个女人,请听听我的哀叹吧!”“女人比男人更能理解生活的艰辛,也更愿意给年轻人和穷人以希望。”瑟利夫认为,女人永远拥有一颗照顾别人的真心,她们天生拥有照顾孩子、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技能。她宣布,要把母亲的细腻和情感带到总统职位中来。瑟利夫亲自开车到各地与选民见面,提出“重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教育、打击腐败”的口号,以一个女性和祖母的身份号召人民忘掉仇恨,以宽容、和解治愈国家的创伤。她的支持者在T恤衫上印上这样一句话:“男人们都失败了,这次,让我们试试女人!”结果,瑟利夫击败了她的强劲对手——前世界足球先生、拥有强劲财力支持的利比里亚著名球星维阿,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这位就任时已经68岁的祖母级人物在这几年里努力推进和平进程,积极寻求外援,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近期的利比里亚安全形势得到了显著改善,在经济方面,2010年的增速达到了7.71%,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债也得到减免。瑟利夫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农业上,她的政府努力确保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下令取消了进口大米的消费税和所有农业材料和供给的税收,以鼓励农民提高粮食产量。由于她在促进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突出成绩,2008年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授予塞雷斯奖章。当然,瑟利夫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业绩是她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益方面所做的贡献。她任命女性担任了诸如财政部长、健康部长、国防部长、运动和青年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职位。瑟利夫曾对外界表示,在利比里亚,女性可以从事所有职业,包括政府要员。她强调:“只要有愿望,你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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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斗士”古博薇和“阿拉伯之春推手”卡曼
古博薇1972年出生于利比里亚中部地区。在内战中,她成为一名精神创伤顾问,为部队中的未成年士兵而工作。这段战争经历使她意识到:“做母亲的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这个社会。”2002年,古博薇组建了“利比里亚妇女和平运动”,发动利比里亚普通妇女参与其中。她们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去市场,星期天去教堂,她们成功地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界线,把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联合起来去参加抗议暴力的活动。她们在抗议时祈祷、唱歌,逐渐成为利比里亚和平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声音。她们甚至还通过拒绝与丈夫行房的方式驱使男人行动起来,直到暴力和战争结束。当然,古博薇领导的最知名的和平运动还是在2003年促成的和谈并最终导致战争结束。
为了迫使泰勒参加和谈,古博薇组织数百名妇女身穿象征渴望和平的白衬衫,坐在泰勒每天必经的路边。无论是暴雨连天,还是骄阳当头,她们边唱歌,边祈祷,“捍卫她们被看见、被听到和被尊重的权利”。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泰勒最终同意在加纳与反政府武装举行会谈,并在总统官邸会晤了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加纳谈判开始后,冲突继续,谈判毫无进展,古博薇又率领一个妇女代表团到加纳继续施加压力。她们曾在加纳总统府外面举行沉默示威,甚至一度以激进手段阻止谈判代表离场。一位谈判代表后来曾回忆说:“她们跟我们讲,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没有人可以走出来。”有个军阀试图冲出屋外,却被挡了回去。其他人尝试从窗口逃走,同样遭致失败。在她们的努力下,那些手里拿着枪的男人们不得不拿起笔,最后达成了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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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和平斗争中,支撑古博薇的不仅是爱心,还有勇气。古博薇的一位助手,把她描述为“一位战士,敢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这种无畏的精神在2003年11月的一天展露无遗。那一天,古博薇率领数百名女性抗议者来到饱受战争创伤的蒙罗维亚,要求那些正在强奸妇女和女孩的士兵们迅速解除武装。她怒吼道:“我们利比里亚女性不再允许我们自己被强奸、被虐待、被摧残和被杀害。我们的子子孙孙也不能被当作杀人机器和性奴隶。”在此之前的三个月,她在另一次进军行动中直面一位反对派的指挥官,要求反对派和政府军停止暴力和抢劫。她说:“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解放者,但如果你们干掉了每一个人,那你们统治谁呢?”因为她的杰出和勇气,古博薇在2009年被授予肯尼迪勇气奖。在加纳首都,她的作品被非洲女性和平与安全网络当作行动指南。正是这种爱心与勇气的结合,使得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第三位获奖者卡曼是也门人,生于1979年,是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历届和平奖中最年轻的得主。2005年,她创立了无锁链女记者组织并任主席。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她就坚持用和平方式表达对当局的抗议,致力于维护人权、表达自由和妇女权益。她支持通过法案,将妇女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7岁。她曾告诉媒体:“妇女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已被边缘化太久了,现在是女性站起来积极行动而无需要求允许和接受的时候了!”从2007年开始,她每周二都来到位于也门首都的萨那大学门前进行抗议,她被逮捕过7次,甚至曾遭遇刺杀,被媒体称为历史上最具反抗精神的10位女性之一。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也门,卡曼积极地参与到倒赫运动之中,被支持者称为“革命之母”。她告诉《时代》周刊:“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向突尼斯革命学习而来的呐喊来改变政权,这个呐喊就是‘人民想要政权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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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卡曼坐在反对派为示威者设置的蓝色帐篷中接受了采访。她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胜利,是阿拉伯妇女的胜利,是和平革命的胜利。她说:“我将这个奖献给阿拉伯世界、献给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和女性。”卡曼的得奖不但为也门持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是对整个阿拉伯民主进程的一个推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埃及开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穆斯塔法认为,“伊斯兰常常和激进恐怖主义、不宽容等联系在一起。将和平奖授予一个女性伊斯兰主义者,意味着一种再评价,即伊斯兰不反对和平,也不反对女性,伊斯兰主义者可以是女权活动家,他们也能够为人权、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女性是和平与进步的基石
在政治、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女性的地位常常受到忽视。利比里亚在1847年就获得了独立,该国妇女直到1957年才获得投票权。就连美国,女性也是迟至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这种权益的缺失,加上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女性更容易成为贫穷、冲突和战争的受害者,这点在第三世界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女性绝不只是一个消极的弱者,她们完全可以在和平、民主与进步事业中扮演重要甚至关键性的角色,以上所述的三位女性就是一个明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1年的和平奖授予了她们,是对她们以非暴力形式在促进和平、民主和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的肯定,也是这个男性主导世界的自我反思。正如挪威前首相、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雅格兰(Thorbjorn Jagland)在一份声明中所说的:“除非女性获得和男性一样影响社会各层面发展的机会,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上达到民主与持久的和平。”
【责任编辑】林京, 百拇医药(李开盛)
“埃伦妈妈”瑟利夫
三位获奖者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作为一位几起几落的政治家,瑟利夫常被人们称为“铁娘子”,但笔者在这里宁愿使用她的另一个“封号”——埃伦妈妈。这是利比里亚民众对瑟利夫的昵称,也反映出她作为一个女性政治家展露出来的爱心、细腻与柔情,这在经历了多年战乱、急需重建与和解的利比里亚显得尤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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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利夫于1938年出生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曾赴美国求学,回国后担任利比里亚政府财政部长助理、副部长和部长。1980年,塞缪尔•多伊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总统和多名部长被处死,瑟利夫幸免于难,被迫流亡国外。1985年她回国竞选议员,但被多伊政府以“肆意煽动”的罪名判处10年监禁。1989年,因与多伊产生矛盾而流亡国外的前政府高官查尔斯•泰勒率兵攻入国内,利比里亚陷入长期内战,瑟利夫再次被迫流亡。1996年8月,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斡旋下,利交战各派就停火、解除武装和举行大选等问题达成一致。瑟利夫参加了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泰勒当选为总统。失利的瑟利夫被控“叛国罪”,于是,她又再次不得不选择流亡。在多次流亡生活中,瑟利夫并没有丧失斗志,先后任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事务局、花旗银行非洲分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积累了丰厚的国际人脉与知名度。泰勒当选后,国内和平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利比里亚又陷入内战,泰勒最终被迫下台。2003年各派组建全国过渡政府,瑟利夫担任全国过渡政府中“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在2005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瑟利夫后来居上,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成功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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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利夫之所以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独裁和腐败后,利比里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失业率达到80%,水电系统被完全摧毁,青少年失学情况十分严重,医疗设施严重不足,人均寿命只达到45岁,民众对那种男性强权统治已经失去了信心。瑟利夫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点,她说:“我是一个女人,请听听我的哀叹吧!”“女人比男人更能理解生活的艰辛,也更愿意给年轻人和穷人以希望。”瑟利夫认为,女人永远拥有一颗照顾别人的真心,她们天生拥有照顾孩子、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技能。她宣布,要把母亲的细腻和情感带到总统职位中来。瑟利夫亲自开车到各地与选民见面,提出“重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教育、打击腐败”的口号,以一个女性和祖母的身份号召人民忘掉仇恨,以宽容、和解治愈国家的创伤。她的支持者在T恤衫上印上这样一句话:“男人们都失败了,这次,让我们试试女人!”结果,瑟利夫击败了她的强劲对手——前世界足球先生、拥有强劲财力支持的利比里亚著名球星维阿,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这位就任时已经68岁的祖母级人物在这几年里努力推进和平进程,积极寻求外援,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近期的利比里亚安全形势得到了显著改善,在经济方面,2010年的增速达到了7.71%,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债也得到减免。瑟利夫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农业上,她的政府努力确保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下令取消了进口大米的消费税和所有农业材料和供给的税收,以鼓励农民提高粮食产量。由于她在促进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突出成绩,2008年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授予塞雷斯奖章。当然,瑟利夫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业绩是她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益方面所做的贡献。她任命女性担任了诸如财政部长、健康部长、国防部长、运动和青年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职位。瑟利夫曾对外界表示,在利比里亚,女性可以从事所有职业,包括政府要员。她强调:“只要有愿望,你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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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斗士”古博薇和“阿拉伯之春推手”卡曼
古博薇1972年出生于利比里亚中部地区。在内战中,她成为一名精神创伤顾问,为部队中的未成年士兵而工作。这段战争经历使她意识到:“做母亲的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这个社会。”2002年,古博薇组建了“利比里亚妇女和平运动”,发动利比里亚普通妇女参与其中。她们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去市场,星期天去教堂,她们成功地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界线,把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联合起来去参加抗议暴力的活动。她们在抗议时祈祷、唱歌,逐渐成为利比里亚和平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声音。她们甚至还通过拒绝与丈夫行房的方式驱使男人行动起来,直到暴力和战争结束。当然,古博薇领导的最知名的和平运动还是在2003年促成的和谈并最终导致战争结束。
为了迫使泰勒参加和谈,古博薇组织数百名妇女身穿象征渴望和平的白衬衫,坐在泰勒每天必经的路边。无论是暴雨连天,还是骄阳当头,她们边唱歌,边祈祷,“捍卫她们被看见、被听到和被尊重的权利”。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泰勒最终同意在加纳与反政府武装举行会谈,并在总统官邸会晤了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加纳谈判开始后,冲突继续,谈判毫无进展,古博薇又率领一个妇女代表团到加纳继续施加压力。她们曾在加纳总统府外面举行沉默示威,甚至一度以激进手段阻止谈判代表离场。一位谈判代表后来曾回忆说:“她们跟我们讲,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没有人可以走出来。”有个军阀试图冲出屋外,却被挡了回去。其他人尝试从窗口逃走,同样遭致失败。在她们的努力下,那些手里拿着枪的男人们不得不拿起笔,最后达成了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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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和平斗争中,支撑古博薇的不仅是爱心,还有勇气。古博薇的一位助手,把她描述为“一位战士,敢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这种无畏的精神在2003年11月的一天展露无遗。那一天,古博薇率领数百名女性抗议者来到饱受战争创伤的蒙罗维亚,要求那些正在强奸妇女和女孩的士兵们迅速解除武装。她怒吼道:“我们利比里亚女性不再允许我们自己被强奸、被虐待、被摧残和被杀害。我们的子子孙孙也不能被当作杀人机器和性奴隶。”在此之前的三个月,她在另一次进军行动中直面一位反对派的指挥官,要求反对派和政府军停止暴力和抢劫。她说:“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解放者,但如果你们干掉了每一个人,那你们统治谁呢?”因为她的杰出和勇气,古博薇在2009年被授予肯尼迪勇气奖。在加纳首都,她的作品被非洲女性和平与安全网络当作行动指南。正是这种爱心与勇气的结合,使得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第三位获奖者卡曼是也门人,生于1979年,是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历届和平奖中最年轻的得主。2005年,她创立了无锁链女记者组织并任主席。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她就坚持用和平方式表达对当局的抗议,致力于维护人权、表达自由和妇女权益。她支持通过法案,将妇女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7岁。她曾告诉媒体:“妇女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已被边缘化太久了,现在是女性站起来积极行动而无需要求允许和接受的时候了!”从2007年开始,她每周二都来到位于也门首都的萨那大学门前进行抗议,她被逮捕过7次,甚至曾遭遇刺杀,被媒体称为历史上最具反抗精神的10位女性之一。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也门,卡曼积极地参与到倒赫运动之中,被支持者称为“革命之母”。她告诉《时代》周刊:“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向突尼斯革命学习而来的呐喊来改变政权,这个呐喊就是‘人民想要政权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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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卡曼坐在反对派为示威者设置的蓝色帐篷中接受了采访。她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胜利,是阿拉伯妇女的胜利,是和平革命的胜利。她说:“我将这个奖献给阿拉伯世界、献给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和女性。”卡曼的得奖不但为也门持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是对整个阿拉伯民主进程的一个推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埃及开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穆斯塔法认为,“伊斯兰常常和激进恐怖主义、不宽容等联系在一起。将和平奖授予一个女性伊斯兰主义者,意味着一种再评价,即伊斯兰不反对和平,也不反对女性,伊斯兰主义者可以是女权活动家,他们也能够为人权、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女性是和平与进步的基石
在政治、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女性的地位常常受到忽视。利比里亚在1847年就获得了独立,该国妇女直到1957年才获得投票权。就连美国,女性也是迟至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这种权益的缺失,加上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女性更容易成为贫穷、冲突和战争的受害者,这点在第三世界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女性绝不只是一个消极的弱者,她们完全可以在和平、民主与进步事业中扮演重要甚至关键性的角色,以上所述的三位女性就是一个明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1年的和平奖授予了她们,是对她们以非暴力形式在促进和平、民主和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的肯定,也是这个男性主导世界的自我反思。正如挪威前首相、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雅格兰(Thorbjorn Jagland)在一份声明中所说的:“除非女性获得和男性一样影响社会各层面发展的机会,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上达到民主与持久的和平。”
【责任编辑】林京, 百拇医药(李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