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上)
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徐世昌居住的那处寓所，极有特点。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文治总统”的称号相得益彰。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渐平步青云。他在当了4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晚年的徐世昌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时种种菜倒也自得其乐。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起先，曹锟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透着股气势。
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使其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位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津门大报小报上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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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于是早年这条叫做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闭门不见，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日本方面送来丰厚的抚恤金，也被曹夫人拒绝。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北洋寓公群体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为什么天津租界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购房安家首选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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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公报》曾发表过两段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老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宜”。“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所谓“寓公”，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族，后泛指失势卸任或解职后寄居他乡赋闲的官僚、绅士。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五大道等处的天津租界“寓公”另有特殊含义，指为数众多的陆续下台的北洋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天津人称之为“北洋寓公”。天津租界住着北洋时期的5位大总统、6位总理、19位总长、7位省长(或省主席)、17位督军、两位议长、两位巡阅使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天津近代人物录•寓津旧军政人员》估算，入住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有500人左右。假设每位寓公及同住的妻妾、子女、亲眷、随从、仆人等平均以20人计，那么这个群体的总数将近万人。如此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且余威尚存的北洋寓公群体，成为租界乃至在整个天津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
【责任编辑】赵菲, 百拇医药(谭汝为)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起先，曹锟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透着股气势。
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使其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位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津门大报小报上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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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于是早年这条叫做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闭门不见，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日本方面送来丰厚的抚恤金，也被曹夫人拒绝。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北洋寓公群体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为什么天津租界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购房安家首选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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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公报》曾发表过两段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老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宜”。“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所谓“寓公”，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族，后泛指失势卸任或解职后寄居他乡赋闲的官僚、绅士。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五大道等处的天津租界“寓公”另有特殊含义，指为数众多的陆续下台的北洋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天津人称之为“北洋寓公”。天津租界住着北洋时期的5位大总统、6位总理、19位总长、7位省长(或省主席)、17位督军、两位议长、两位巡阅使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天津近代人物录•寓津旧军政人员》估算，入住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有500人左右。假设每位寓公及同住的妻妾、子女、亲眷、随从、仆人等平均以20人计，那么这个群体的总数将近万人。如此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且余威尚存的北洋寓公群体，成为租界乃至在整个天津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
【责任编辑】赵菲, 百拇医药(谭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