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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守城术(上)
http://www.100md.com 2012年2月15日 《百科知识》 2012年第4期
     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加大对城门的保护力度,强化正阳门箭楼其防御能力。规模小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载:“出其(門+西+土)(门+者),有女如荼。”(門+西+土)(门+者)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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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正阳门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

    城址的选择

    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去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也与城址的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靠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以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役为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钓鱼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祐三年(1243年)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冶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钓鱼城依山为垒,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还有良田千亩。粮草充足、水源无忧,加上指挥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军纵是骁勇无比,可也只能望城兴叹,束手无策。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蒙哥汗,也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被飞丸击中,命丧黄泉。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帅I(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和进攻漳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蒙古贵族集团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树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加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正是得益于钓鱼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以此为基础的山城防御体系,宋军才能在这座小城里坚持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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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则是襄阳城。襄阳城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也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宋军队在襄阳依据有利地形,设立了“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的坚固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蒙古人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历经5年的围困,才最终拔掉了这根眼中钉、心头刺。

    席卷欧亚大陆、几乎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甚至赔上了一位大汗,使得蒙古人对于城池、尤其是最后归顺的南方城池有着一种特别的反感。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后不久,便“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开始有计划拆毁准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的城墙,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获免,如江西的隆兴城由于滨西江,基于防洪的需要,城墙得以“姑存之”。元代陈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云:“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毁掉还不让重修,可见毁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泄愤,而是希望一劳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区的防御能力。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由于义军揭竿而起,四处攻掠,各地形势危急。由于没有城墙,这些城市很难抵御反抗军的进攻,随着攻守形势的转化,元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开始了另—轮的历史重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凯, 百拇医药(段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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