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逃离德黑兰》谈起(1)
2013年2月24日，《逃离德黑兰》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时激起多方争议。伊朗方面认为：电影将伊朗人表现得异常脆弱与暴力，而将中情局特工门德斯刻画成大义凛然的英雄，这是在给美国做广告，故意扭曲与误读历史。时任加拿大驻伊大使肯·泰勒评论道：“影片对伊朗人的描述不完全是正确的，伊朗社会还有更传统的一面，更热情好客的一面，以及他们试图寻找某种正义的一面。”
爆发与起因
1979年11月4日上午，伊朗学生在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支持下冲击了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焚毁了美国国旗，将大使馆内共66名外交人员扣押起来，要求美国以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来换取人质。上述事件史称“伊朗人质事件”。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
二战结束前，伊朗由英国和苏联掌控，时任巴列维王朝国王的礼萨汗曾打算以石油开采权为诱饵，借美国之手制衡英、苏。但事与愿违，美国拒绝了。二战中，礼萨汗一度与纳粹德国走得很近。美国为争取苏联战场的胜利，应英、苏请求驻军伊朗，保障援苏道路畅通无阻。二战后，美国国力一骑绝尘，将英、法等国远远抛在了身后。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为对伊朗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势力，美伊关系逐渐紧密。1953年，美国又成功地协助巴列维国王推翻了“反对势力”摩萨台政府，这既维护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也巩固了美国在伊朗的地位。冷战初期，伊朗已悄然成为美国“桥头堡”，遏制苏联向中东及中亚渗透。可是没过多久，这种“被利用”的滋味便引起“最终醒悟过来的”伊朗人民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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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国内，借助美国势力重获政权的巴列维也加快了“石油换武器”计划的实施。他开始大肆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重整军队，妄图重现“波斯帝国”繁荣景象。他将国家财政的绝大部分用在武器购买上，而用于民生发展的非常少，伊朗民众以及其他各方势力流露出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其中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发展迅速，号召人民推翻巴列维的统治。危局之下，巴列维国王开始实行改革(又叫“白色革命”)，试图平息民愤。结果却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动荡进一步加深，民众对巴列维王朝也更加痛恨。为维持统治，巴列维国王转而打造一支“萨瓦克”特务军队，专门屠杀反抗势力。霍梅尼就因受“萨瓦克”迫害而流亡到伊拉克。此时巴列维的独裁统治即将走向崩
溃。只要有人一点“火”，民众的反抗情绪就必成燎原之势。
这个“火”就是1979年10月23日的突发事件——病重的巴列维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到美国进行治疗，试图摆脱伊朗民众对他的审判。这引起了伊朗人对美国政府的极度反感与愤慨。而“纵火者”就是1979年2月回到伊朗的霍梅尼，他已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组建了伊斯兰革命军，准备抗击巴列维剩余势力和美国。因此，他带来的不仅是“推翻巴列维政权”的火种，也是“反美”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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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斗与僵持
“伊朗人质事件”震惊了美国国内，纷纷指责伊朗，要求伊朗政府立即释放人质。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伊朗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其他国际公约。事件进一步引发了美伊双方在人质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与外交斗争，伊朗坚持只有引渡巴列维国王回国，才能释放人质。而美国的答复是“不会对伊朗国际恐怖主义做出任何屈服与退让”。
双方在言辞上争锋相对，进而又转向“经济战”。在美国宣布冻结伊朗资产和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后，伊朗也马上决定禁止向美国出口石油，而且不接受美元作为购买石油的货币。一时间，双方你来我往，危机陷入僵局。不久后，美国将该事件提交到了海牙国际法庭和联合国。
这一过程也曾出现一些转机。以联合国为首的多方和平势力督促伊朗尽快释放人质，迫于国际社会压力，伊朗于1979年11月17日分两批释放了美国人质中的8名黑人与5名妇女。不过霍梅尼同时宣布，若美国还不引渡巴列维国王，伊朗将以间谍罪起诉其他人质。美国表示最后一个人质与第一个人质同样重要，伤害一个人质与伤害全部人质同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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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件的进一步解决，美国优先考虑和平手段。事件发生后，卡特总统立即指示国务院成立伊朗工作小组。该小组群策群力，设计出两套方案。其一是派出特使，出面协商与和解；其二是拟定一项营救计划。在决策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强硬派表示，必须强力制裁伊朗，并且联合其他国家、组织对伊朗进行“孤立与围堵”，限制伊朗在国际社会的活动；以美国国务卿万斯为首的审慎派则希望适当留出和谈的余地，一味地制裁伊朗只会更加激怒霍梅尼。面对这种情况，卡特犹豫不决，考虑再三后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有了后来的“蓝光”营救计划。
反观伊朗国内形势，领导阶层在处理人质事件上也存在严重分歧。时任伊朗临时政府总理的巴扎尔甘就指责了此次事件，并宣布辞职，以表示对霍梅尼的不满。伊朗国内的其他和平势力也纷纷表态，呼吁民众冷静下来，放弃“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前代理总理巴尼塞德发表声明说若美国愿意正式发表一个谴责巴列维国王的文件声明，伊朗愿就事件解决做出让步，与美国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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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解决过程中，不少国家也进行斡旋，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伊朗释放人质。12月份，安理会就美国代表提出的和平解决人质问题提案举行会议并做出决议，督促伊朗尽快释放人质。欧洲议会与欧洲共同体以及美洲国家组织也纷纷做出决议，要求伊朗释放人质。但是阿拉伯联盟外长会议不同意美国动用冻结伊朗资产的制裁手段以及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则运用司法手段，向纽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引渡巴列维。而且霍梅尼政权继续支持学生的行动，并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高呼“引渡巴列维，处死卡特”的口号。霍梅尼还多次劝告民众，“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伊朗一切不幸的根源，我们必须回击!”。在强大的伊朗国内宗教势力面前，狂热战胜了理性，事态也越来越严重。
就在此时，苏联通过莫斯科波斯语广播电台宣称伊朗占领美国使馆合情合理。苏联试图挑拨美伊关系，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伊朗面对美国的全面制裁，处处“捉襟见肘”，无所作为。在失去大量的石油创汇后，伊朗经济一蹶不振，军事装备的补给与更新换代也无从谈起。但是苏联的“声援”让, 百拇医药(李海成)
爆发与起因
1979年11月4日上午，伊朗学生在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支持下冲击了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焚毁了美国国旗，将大使馆内共66名外交人员扣押起来，要求美国以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来换取人质。上述事件史称“伊朗人质事件”。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
二战结束前，伊朗由英国和苏联掌控，时任巴列维王朝国王的礼萨汗曾打算以石油开采权为诱饵，借美国之手制衡英、苏。但事与愿违，美国拒绝了。二战中，礼萨汗一度与纳粹德国走得很近。美国为争取苏联战场的胜利，应英、苏请求驻军伊朗，保障援苏道路畅通无阻。二战后，美国国力一骑绝尘，将英、法等国远远抛在了身后。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为对伊朗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势力，美伊关系逐渐紧密。1953年，美国又成功地协助巴列维国王推翻了“反对势力”摩萨台政府，这既维护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也巩固了美国在伊朗的地位。冷战初期，伊朗已悄然成为美国“桥头堡”，遏制苏联向中东及中亚渗透。可是没过多久，这种“被利用”的滋味便引起“最终醒悟过来的”伊朗人民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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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国内，借助美国势力重获政权的巴列维也加快了“石油换武器”计划的实施。他开始大肆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重整军队，妄图重现“波斯帝国”繁荣景象。他将国家财政的绝大部分用在武器购买上，而用于民生发展的非常少，伊朗民众以及其他各方势力流露出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其中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发展迅速，号召人民推翻巴列维的统治。危局之下，巴列维国王开始实行改革(又叫“白色革命”)，试图平息民愤。结果却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动荡进一步加深，民众对巴列维王朝也更加痛恨。为维持统治，巴列维国王转而打造一支“萨瓦克”特务军队，专门屠杀反抗势力。霍梅尼就因受“萨瓦克”迫害而流亡到伊拉克。此时巴列维的独裁统治即将走向崩
溃。只要有人一点“火”，民众的反抗情绪就必成燎原之势。
这个“火”就是1979年10月23日的突发事件——病重的巴列维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到美国进行治疗，试图摆脱伊朗民众对他的审判。这引起了伊朗人对美国政府的极度反感与愤慨。而“纵火者”就是1979年2月回到伊朗的霍梅尼，他已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组建了伊斯兰革命军，准备抗击巴列维剩余势力和美国。因此，他带来的不仅是“推翻巴列维政权”的火种，也是“反美”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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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质事件”震惊了美国国内，纷纷指责伊朗，要求伊朗政府立即释放人质。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伊朗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其他国际公约。事件进一步引发了美伊双方在人质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与外交斗争，伊朗坚持只有引渡巴列维国王回国，才能释放人质。而美国的答复是“不会对伊朗国际恐怖主义做出任何屈服与退让”。
双方在言辞上争锋相对，进而又转向“经济战”。在美国宣布冻结伊朗资产和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后，伊朗也马上决定禁止向美国出口石油，而且不接受美元作为购买石油的货币。一时间，双方你来我往，危机陷入僵局。不久后，美国将该事件提交到了海牙国际法庭和联合国。
这一过程也曾出现一些转机。以联合国为首的多方和平势力督促伊朗尽快释放人质，迫于国际社会压力，伊朗于1979年11月17日分两批释放了美国人质中的8名黑人与5名妇女。不过霍梅尼同时宣布，若美国还不引渡巴列维国王，伊朗将以间谍罪起诉其他人质。美国表示最后一个人质与第一个人质同样重要，伤害一个人质与伤害全部人质同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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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件的进一步解决，美国优先考虑和平手段。事件发生后，卡特总统立即指示国务院成立伊朗工作小组。该小组群策群力，设计出两套方案。其一是派出特使，出面协商与和解；其二是拟定一项营救计划。在决策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强硬派表示，必须强力制裁伊朗，并且联合其他国家、组织对伊朗进行“孤立与围堵”，限制伊朗在国际社会的活动；以美国国务卿万斯为首的审慎派则希望适当留出和谈的余地，一味地制裁伊朗只会更加激怒霍梅尼。面对这种情况，卡特犹豫不决，考虑再三后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有了后来的“蓝光”营救计划。
反观伊朗国内形势，领导阶层在处理人质事件上也存在严重分歧。时任伊朗临时政府总理的巴扎尔甘就指责了此次事件，并宣布辞职，以表示对霍梅尼的不满。伊朗国内的其他和平势力也纷纷表态，呼吁民众冷静下来，放弃“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前代理总理巴尼塞德发表声明说若美国愿意正式发表一个谴责巴列维国王的文件声明，伊朗愿就事件解决做出让步，与美国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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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解决过程中，不少国家也进行斡旋，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伊朗释放人质。12月份，安理会就美国代表提出的和平解决人质问题提案举行会议并做出决议，督促伊朗尽快释放人质。欧洲议会与欧洲共同体以及美洲国家组织也纷纷做出决议，要求伊朗释放人质。但是阿拉伯联盟外长会议不同意美国动用冻结伊朗资产的制裁手段以及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则运用司法手段，向纽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引渡巴列维。而且霍梅尼政权继续支持学生的行动，并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高呼“引渡巴列维，处死卡特”的口号。霍梅尼还多次劝告民众，“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伊朗一切不幸的根源，我们必须回击!”。在强大的伊朗国内宗教势力面前，狂热战胜了理性，事态也越来越严重。
就在此时，苏联通过莫斯科波斯语广播电台宣称伊朗占领美国使馆合情合理。苏联试图挑拨美伊关系，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伊朗面对美国的全面制裁，处处“捉襟见肘”，无所作为。在失去大量的石油创汇后，伊朗经济一蹶不振，军事装备的补给与更新换代也无从谈起。但是苏联的“声援”让, 百拇医药(李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