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江南(2)
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办学机关极力推行“日中亲善”“反共防共”等奴化思想。伪浙江省教育厅颁发公告，要求在校学生必须谨记“三义”，即信赖政府、日中提携、协力防共为一切教育之基本精神。教育厅还积极组织课程改革，将日语列为必修课程，开设训练武士道的“青训课”，禁止在学校悬挂中国地图，禁止使用“中华”等字样物品。汪伪政权的教育部门缩短高等教育学制，对开设的文科类、思想类课程进行严苛审查；力促兴办职业教育，以满足战争亟需的技工人才。
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
交战双方禁邮禁汇实属常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双方虽处战争状态，国统区与沦陷区却始终保持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当时，中华邮政是国民政府经营的邮政机构，其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囿于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日军设在大连邮局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客邮”照章仍可同江南各地通邮，从欧洲各国寄来的邮件也继续经由西伯利亚和东北传递，但药品、硫磺、政治读物等属“违禁品”，严禁邮递。
, 百拇医药
为了维持沦陷区内的通邮，中华邮政委派外籍雇员负责营运，甚至赋予其更大权力，冀望利用他们的外籍身份与日伪打交道。沦陷区内的邮政局，遵照尽力维持的方针，只要日伪尚未公开干涉，不贴用日伪邮票，就不撤退邮局，依旧与大后方保持通邮。日伪政权一面碍于《万国邮政公约》，不便强制取缔；一面出动特务肆意寻衅，或捏造借口随意查扣信件。“八一三”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委任法国人乍配林为沪苏浙皖邮政联区总视察及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总务、业务、财务三科。“八一三”事变后，中华邮政遵照《淞沪停战协定》，委任日籍金指谨一郎担任业务科长兼副邮务长。此时，江南沦陷区邮政尚未被日人所掌控，与大后方照常通邮，国际邮件照例从上海进出口。汪伪政权曾数度要求接管邮政，均遭日本当局否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伪政权专设邮政总局，并采取恫吓手段，逐步褫夺中华邮政在江南的营运权。迁播大后方的国民政府交通部，一面依据《万国邮政公约》，对日方的无理行径提出抗议；一面对已经或将要沦陷地区的邮政，采取“如遇地方情形紧急，非至当地机关及民众确已转移，邮局不得撤退。撤退时亦应于可能范围内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并相机回局恢复，以便民众”。邮政总局副局长徐昌成在给战时军事委员会的《续陈失陷区复邮之利弊得失》中认为：“若想安定沦陷区民众生活和抗战信念，务必维持沦陷区的中华邮政；倘若中华邮政撤出，日伪必然兴办他们的邮政。与其他办，不如我办。”交通部长张公权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亦主张“邮政之原有系统依然保持，前后方之通信联络益臻便利”，蒋介石欣然应允。在此背景下，江南民众尚可与国统区通邮通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邮政在江南沦陷区的业务难以为继且亏损巨大。汪伪政权以财政紧张为由，肆意克扣邮政补贴，中华邮政只得维继上海办事处。缘于汪伪政权对江南邮区业务的步步紧逼，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调整邮路，尽量保持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内通邮，保持国际邮件的进出口交换。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的邮件业务，由香港和上海及敌我交错区内较小通道辗转交换。南方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上海直达香港、澳门的通路被迫中断。1943年3月，上海与重庆间的公开邮政业务被断绝，汪伪政权彻底接收了江南邮区业务，这一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遂戛然而止。, 百拇医药(张克州 董强)
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
交战双方禁邮禁汇实属常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双方虽处战争状态，国统区与沦陷区却始终保持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当时，中华邮政是国民政府经营的邮政机构，其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囿于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日军设在大连邮局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客邮”照章仍可同江南各地通邮，从欧洲各国寄来的邮件也继续经由西伯利亚和东北传递，但药品、硫磺、政治读物等属“违禁品”，严禁邮递。
, 百拇医药
为了维持沦陷区内的通邮，中华邮政委派外籍雇员负责营运，甚至赋予其更大权力，冀望利用他们的外籍身份与日伪打交道。沦陷区内的邮政局，遵照尽力维持的方针，只要日伪尚未公开干涉，不贴用日伪邮票，就不撤退邮局，依旧与大后方保持通邮。日伪政权一面碍于《万国邮政公约》，不便强制取缔；一面出动特务肆意寻衅，或捏造借口随意查扣信件。“八一三”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委任法国人乍配林为沪苏浙皖邮政联区总视察及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总务、业务、财务三科。“八一三”事变后，中华邮政遵照《淞沪停战协定》，委任日籍金指谨一郎担任业务科长兼副邮务长。此时，江南沦陷区邮政尚未被日人所掌控，与大后方照常通邮，国际邮件照例从上海进出口。汪伪政权曾数度要求接管邮政，均遭日本当局否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伪政权专设邮政总局，并采取恫吓手段，逐步褫夺中华邮政在江南的营运权。迁播大后方的国民政府交通部，一面依据《万国邮政公约》，对日方的无理行径提出抗议；一面对已经或将要沦陷地区的邮政，采取“如遇地方情形紧急，非至当地机关及民众确已转移，邮局不得撤退。撤退时亦应于可能范围内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并相机回局恢复，以便民众”。邮政总局副局长徐昌成在给战时军事委员会的《续陈失陷区复邮之利弊得失》中认为：“若想安定沦陷区民众生活和抗战信念，务必维持沦陷区的中华邮政；倘若中华邮政撤出，日伪必然兴办他们的邮政。与其他办，不如我办。”交通部长张公权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亦主张“邮政之原有系统依然保持，前后方之通信联络益臻便利”，蒋介石欣然应允。在此背景下，江南民众尚可与国统区通邮通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邮政在江南沦陷区的业务难以为继且亏损巨大。汪伪政权以财政紧张为由，肆意克扣邮政补贴，中华邮政只得维继上海办事处。缘于汪伪政权对江南邮区业务的步步紧逼，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调整邮路，尽量保持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内通邮，保持国际邮件的进出口交换。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的邮件业务，由香港和上海及敌我交错区内较小通道辗转交换。南方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上海直达香港、澳门的通路被迫中断。1943年3月，上海与重庆间的公开邮政业务被断绝，汪伪政权彻底接收了江南邮区业务，这一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遂戛然而止。, 百拇医药(张克州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