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遇见东方——明清传教士(上)
清初的传教活动
《崇祯历书》问世后10年，清朝取代明朝得天下。依照封建王朝的传统，新的统治者需树立正统地位暗合天理，制定新历法成为当务之急，即“颁正塑，以告天下”。汤若望因具备天文知识及制定历法的经验，被清王朝当政者所倚重。1644年，汤若望将旧时的《崇祯历书》删编成《时宪历》呈给摄政王多尔衮，当即获得认可，并被钦命为钦天监监正。新朝鼎立，传教士颇受清王朝当政者恩宠。然而好景不长，康熙皇帝即位后，权宦鳌拜执掌朝纲，鳌拜抗拒西学，公然反对传教士活动，最终酿成“康熙教案”，也称“康熙历狱”。
1664年，前明旧臣杨光先诬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意图谋反，荒谬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5年，在鳌拜的暗中支持下，杨光先上疏准以廷议，结果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李祖白等亦判问斩，史称“康熙教案”。在孝庄皇太后的积极斡旋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才免遭一难。“康熙教案”后，杨光先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副监，但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于是再三请辞。然而，清政府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擢升他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无奈上任。1668年康熙皇帝亲政，鳌拜乱党倾覆。康熙皇帝洞察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之职，遂复用南怀仁。南怀仁以事实佐证西洋历法的准确度，于次年历法推算竞赛中战胜杨光先、吴明烜的“回回历”。
1669年，鳌拜势力被彻底铲除，汤若望平反昭雪，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度复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编纂有《中国贤哲孔子》一书，此书涵盖《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主要向西方介绍中华儒学，让西方人深入了解孔子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及生平事迹，书中盛赞孔子为“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法国马若瑟神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语在欧洲广为流布，给西方文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精髓，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启蒙运动发起者伏尔泰以此为蓝本，编撰了流传于世的《中国孤儿》。这部宣扬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作品轰动了法国剧坛，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陆续上演类似剧作。可以说，一部《赵氏孤儿》的译本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法国巴多明神父在华期间细致研读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返抵欧洲后，他在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周详介绍了大黄、冬虫夏草、三七、阿胶等中草药的药性及用法。
传教士与清廷的密切交往未能挽回在华传教士惨遭驱逐的厄运。罗马教廷再度迫不及待地禁绝信徒参与敬天、祭祖、祀孔等活动，摒弃了利玛窦遵行的“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方针，这种泯灭中华文化根基的做法引起了康熙皇帝与权臣们的不满。1717年，康熙皇帝敕令只有授予信票的传教士方能驻跸中国，但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后来，部分传教士卷入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对部分传教士在夺位之争中支持其他皇子的不满，便对传教士大肆鞑伐，勒令教徒弃教，剪灭了基督教的在华势力。此后，除在天文历法和绘画领域有些许传教士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一概禁绝。而此时的欧洲正酝酿着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中国却与世界文明革新时代失之交臂，以致东西方裂隙越来越深。(未完待续) (赵伟 董强)
《崇祯历书》问世后10年，清朝取代明朝得天下。依照封建王朝的传统，新的统治者需树立正统地位暗合天理，制定新历法成为当务之急，即“颁正塑，以告天下”。汤若望因具备天文知识及制定历法的经验，被清王朝当政者所倚重。1644年，汤若望将旧时的《崇祯历书》删编成《时宪历》呈给摄政王多尔衮，当即获得认可，并被钦命为钦天监监正。新朝鼎立，传教士颇受清王朝当政者恩宠。然而好景不长，康熙皇帝即位后，权宦鳌拜执掌朝纲，鳌拜抗拒西学，公然反对传教士活动，最终酿成“康熙教案”，也称“康熙历狱”。
1664年，前明旧臣杨光先诬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意图谋反，荒谬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5年，在鳌拜的暗中支持下，杨光先上疏准以廷议，结果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李祖白等亦判问斩，史称“康熙教案”。在孝庄皇太后的积极斡旋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才免遭一难。“康熙教案”后，杨光先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副监，但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于是再三请辞。然而，清政府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擢升他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无奈上任。1668年康熙皇帝亲政，鳌拜乱党倾覆。康熙皇帝洞察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之职，遂复用南怀仁。南怀仁以事实佐证西洋历法的准确度，于次年历法推算竞赛中战胜杨光先、吴明烜的“回回历”。
1669年，鳌拜势力被彻底铲除，汤若望平反昭雪，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度复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编纂有《中国贤哲孔子》一书，此书涵盖《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主要向西方介绍中华儒学，让西方人深入了解孔子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及生平事迹，书中盛赞孔子为“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法国马若瑟神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语在欧洲广为流布，给西方文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精髓，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启蒙运动发起者伏尔泰以此为蓝本，编撰了流传于世的《中国孤儿》。这部宣扬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作品轰动了法国剧坛，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陆续上演类似剧作。可以说，一部《赵氏孤儿》的译本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法国巴多明神父在华期间细致研读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返抵欧洲后，他在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周详介绍了大黄、冬虫夏草、三七、阿胶等中草药的药性及用法。
传教士与清廷的密切交往未能挽回在华传教士惨遭驱逐的厄运。罗马教廷再度迫不及待地禁绝信徒参与敬天、祭祖、祀孔等活动，摒弃了利玛窦遵行的“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方针，这种泯灭中华文化根基的做法引起了康熙皇帝与权臣们的不满。1717年，康熙皇帝敕令只有授予信票的传教士方能驻跸中国，但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后来，部分传教士卷入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对部分传教士在夺位之争中支持其他皇子的不满，便对传教士大肆鞑伐，勒令教徒弃教，剪灭了基督教的在华势力。此后，除在天文历法和绘画领域有些许传教士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一概禁绝。而此时的欧洲正酝酿着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中国却与世界文明革新时代失之交臂，以致东西方裂隙越来越深。(未完待续) (赵伟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