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旅游那些事儿(2)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市民生活缤彩纷呈。城市休闲旅游成为这一时期旅游的主题。文人侠士游走于南北市镇，不仅是物阜民丰的繁华都市，就连边陲小镇也成为文人探访的目的地。每游一处，必著录所见所感，出现了苏轼的《石钟山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秦观的《龙井题名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元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旅游者的足迹遍及亚非，国人的海外旅游与外国人的中国旅游交相辉映。汪大渊的足迹遍布亚非诸国，堪称“东方的马可·波罗”，著有《岛夷志略》。而外国人的中国游，莫过于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他随商队来到中国，遍访大江南北，著有《马可·波罗行纪》。
“天崩地坼”的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迈入前近代，经济空前繁荣，社会思潮迸发，旅游业已进入大众化时代，审美娱乐型旅游发展到了巅峰。晚明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席卷华夏、盛极一时，游记、小品文、山水画册不仅记录了文人的旅游实践，也产生了徐霞客、王士性、谢肇淛等一批著名的旅行家，他们踏遍名山大川，将地缘山势一一著录，成为后世瑰宝。
, 百拇医药
清代的民间旅游有衰颓迹象，但帝王巡幸与外籍传教士的游历却异常活跃。康熙与乾隆祖孙俩成为清代帝王中最嗜旅游者。以巡幸江南为例，康熙与乾隆分别6次南巡，除游赏的目的外，附加有阅兵祭陵、蠲赋恩赏、巡视河工之责，北祭南巡、西狩东幸渐成常态。禁教以前，明清传教士游历中国，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传教之名，游历中国山河，记录了当时的民风民情。
古代旅游的特性
中国古代的旅游具有内敛、文雅、趋同等特性，足迹以名山大川为主，旅行者以帝王贵胄、文人墨客等上层人士为主，重亲缘、阖家游视为主流，故国神游、旧地重游皆为旅游首选。在审美追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偏重于身心与自然山水的交融。旅游的方式恬淡、娴静，与现代的攀岩、探险等征服性旅游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旅游的属性而言，有帝王巡游、外交游，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漫游、科考游、商旅游、宗教游以及百姓的民俗节日游等。
事实上，古人旅游的时机与今人相比甚为稀少。一方面，与古代旅游相配套的服务行业极度缺乏，盘缠所费甚糜，使得远足成为一般人的奢望；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王朝设置有严格的户籍与里甲制度，百姓不得随意自由迁徙，外出皆需地方官署开具“节”“符”或“路引”，所谓“无节者不行于天下”。行走在外，难免需投宿住店，而发达的馆驿系统只为官差衙役署理公事所用，除非是高级官员，一般胥吏如因私外出，也不能投宿馆驿，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商鞅在《商君书》中曾下令废止私营旅店，认为“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两汉实行了严格的关禁制度，出入需要关卡，需持有“符传”，合之则过。明清实施“海禁”，“片板不许入海”。
此外，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子孙需行孝悌之道，不敢违亲远出。明代邵璨在所著《香囊记》中载：“父母在，不远游。”游子即便远游，也难以摆脱思念亲人的情感羁绊，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和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抒发的就是这种思亲情结。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周恺 董强)
元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旅游者的足迹遍及亚非，国人的海外旅游与外国人的中国旅游交相辉映。汪大渊的足迹遍布亚非诸国，堪称“东方的马可·波罗”，著有《岛夷志略》。而外国人的中国游，莫过于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他随商队来到中国，遍访大江南北，著有《马可·波罗行纪》。
“天崩地坼”的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迈入前近代，经济空前繁荣，社会思潮迸发，旅游业已进入大众化时代，审美娱乐型旅游发展到了巅峰。晚明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席卷华夏、盛极一时，游记、小品文、山水画册不仅记录了文人的旅游实践，也产生了徐霞客、王士性、谢肇淛等一批著名的旅行家，他们踏遍名山大川，将地缘山势一一著录，成为后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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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民间旅游有衰颓迹象，但帝王巡幸与外籍传教士的游历却异常活跃。康熙与乾隆祖孙俩成为清代帝王中最嗜旅游者。以巡幸江南为例，康熙与乾隆分别6次南巡，除游赏的目的外，附加有阅兵祭陵、蠲赋恩赏、巡视河工之责，北祭南巡、西狩东幸渐成常态。禁教以前，明清传教士游历中国，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传教之名，游历中国山河，记录了当时的民风民情。
古代旅游的特性
中国古代的旅游具有内敛、文雅、趋同等特性，足迹以名山大川为主，旅行者以帝王贵胄、文人墨客等上层人士为主，重亲缘、阖家游视为主流，故国神游、旧地重游皆为旅游首选。在审美追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偏重于身心与自然山水的交融。旅游的方式恬淡、娴静，与现代的攀岩、探险等征服性旅游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旅游的属性而言，有帝王巡游、外交游，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漫游、科考游、商旅游、宗教游以及百姓的民俗节日游等。
事实上，古人旅游的时机与今人相比甚为稀少。一方面，与古代旅游相配套的服务行业极度缺乏，盘缠所费甚糜，使得远足成为一般人的奢望；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王朝设置有严格的户籍与里甲制度，百姓不得随意自由迁徙，外出皆需地方官署开具“节”“符”或“路引”，所谓“无节者不行于天下”。行走在外，难免需投宿住店，而发达的馆驿系统只为官差衙役署理公事所用，除非是高级官员，一般胥吏如因私外出，也不能投宿馆驿，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商鞅在《商君书》中曾下令废止私营旅店，认为“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两汉实行了严格的关禁制度，出入需要关卡，需持有“符传”，合之则过。明清实施“海禁”，“片板不许入海”。
此外，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子孙需行孝悌之道，不敢违亲远出。明代邵璨在所著《香囊记》中载：“父母在，不远游。”游子即便远游，也难以摆脱思念亲人的情感羁绊，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和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抒发的就是这种思亲情结。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周恺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