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能遗传吗？(2)
但是，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假说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并被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彻底驳倒拉马克的是德国的生物学家魏斯曼，他做了一个试验，把雌、雄老鼠的尾巴都切断，再让其互相交配产生子代，子代也是有尾巴的。再把这些子代的尾巴切断并让其互相交配产生下一代，重复到第21代，所有子代都有尾巴，这就完全推翻了拉马克的假说。
魏斯曼对研究结果给出的理论解释是，生物的性状功能无论常用或不常用，也不会编码到基因中，因此，没有基因作为遗传基础是不会在后代中产生遗传现象的，即不会产生生物性状的改变。
显然，斯金纳等人提出的大鼠的一些基因被甲基化修饰后产生了子代的精子缺陷的解释并不能获得经典生物学理论支持者的认同。而且，由于涉及生产农利灵及一种类似杀真菌剂的公司利益，这些公司的实验室也进行了研究以求证实斯金纳等人的研究结果。遗憾的是，这些公司都没有重复到斯金纳等人的研究结果。
对于其他实验室没有得出与他们相同的试验结果，斯金纳的解释是，试验材料与操作方法各不相同。例如，有的研究人员对大鼠给药的方式是饲喂而不是注射，还有人用的是近交鼠而不是远交鼠进行试验。动物试验早就证明，动物的品系不同，对化学物质的敏感程度也截然不同。
, 百拇医药
不过，这些解释没有人相信，结果斯金纳不得不从华盛顿州立大学生殖生物学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
幸运的是，表观遗传学的发展在后来为斯金纳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更多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支持和证明。2011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尼斯曼等人发表文章称，他们发现怀孕小鼠暴露于双酚A能使其玄孙辈(F4)小鼠社会行为及相关激素(如加压素)发生改变。另外一些研究还证明，膳食和胁迫引起的表观遗传学变化可以传递至曾孙辈(F3)。现在，迪亚斯等人则证明，从后天环境中获得的恐惧也可以遗传到孙辈(F2)。
集中营噩梦的遗传
尽管研究证明，后天环境中的毒物引起的机体损害和恐惧可以遗传给后代，但这些获得性遗传只是在动物身上得到证明，推论到人恐怕就有些隔靴搔痒。要证明获得性遗传可以在人身上体现，只有用人来试验。幸运的是，现在对人的试验有了结果。这种结果正在揭开迪亚斯的困惑：我们究竟会从父辈身上通过表观遗传获得多少我们所不知的恐惧及其他东西，从而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以及整个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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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1944年6月说起，那时，匈牙利的葛森·格劳修斯年仅10岁，居住在匈牙利东南部的索尔沃什。他的全家被德军抓捕并辗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设计容量为1万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关押达4.1万人。虽然这个集中营没有毒气室，但死于饥饿、疾病、过度劳累以及肮脏生活环境者多达3.7万。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就于1945年3月死在这个集中营。
1944年12月6日，葛森的全家被关押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葛森的21岁的哥哥在这里被杀害，葛森的爷爷、叔叔、阿姨、堂表兄妹等许多亲戚则死于另一个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葛森和父母及3个兄弟依靠捡来的生马铃薯皮和玉米苟存下来。1945年4月19日，幸存的葛森一家人连同2500名集中营囚犯一起被关进一列火车再次转移，在火车行进到东德期间，被苏联的先头部队拦截下来，德国士兵见势不妙逃跑了，列车上的囚犯全部被解救。仅在这列火车上就有600名囚犯在路途中因为饥饿和寒冷而丧生。葛森全家人从火车上被解救后，葛森的哥哥抓到一只鸡，母亲用这只鸡换了面粉做成面糊给大家充饥，爸爸租了一辆汽车把一家人带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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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战争和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恐惧、饥饿和痛苦等永远留在葛森的记忆中。这些记忆会对葛森后来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不经过调查和研究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不凡的生活经历再次眷顾葛森一家人。2012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创伤应激研究所主任、神经科学家雷切尔·耶胡达主持一项名为“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创伤引起的精神疾病是否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葛森的女儿乔茜·格劳修斯被挑选作为志愿者参与这项研究。与乔茜一起参与研究的还有其他在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至少父母中一名属于大屠杀幸存者)，加上乔茜一共80人，同时研究人员还选择了在人口统计学上与这80人相似的15名正常成年人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的人的父母不是大屠杀幸存者。
研究首先用网络问卷评估受试者精神健康状况，受试者的父母是否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然后精神病专家与受试者面谈，以了解他们抑郁和焦虑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父母在战争中的经历。最后，采集受试者的血液和尿液检测糖皮质激素水平，分析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的甲基化水平。
, 百拇医药
研究结果发现，父亲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试者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的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但父母全部属于大屠杀幸存者并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试者的GR-1F甲基化水平比较低。这个结果说明，父亲更有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把恐惧传递给后代，但母亲却难以把恐惧传递给后代。换句话说，父亲的恐惧和精神压力是通过更多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转移到后代身上。
对恐惧遗传的解读
糖皮质激素也被称为应激激素，是判断人和动物应对恐惧、抑郁等应激行为的一种标记，如果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说明生物个体出现了恐惧或抑郁等精神应激。对小鼠的试验发现，小鼠在外部压力增加，如被隔离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水平会增高，同时会产生行为变化，如选择战斗或者逃跑，前者需要勇气，后者是恐惧的体现。
但是，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增加又与糖皮质激素受体(GR)和糖皮质激素受体启动子，如GR-1F联系在一起。因为糖皮质激素要发挥作用必须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如果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增加，就会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表达，结果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的结果是，机体对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下降，就需要分泌更多的糖皮质激素，于是糖皮质激素水平与应激反应，如恐惧，呈正相关关系。, 百拇医药(王一凡)
魏斯曼对研究结果给出的理论解释是，生物的性状功能无论常用或不常用，也不会编码到基因中，因此，没有基因作为遗传基础是不会在后代中产生遗传现象的，即不会产生生物性状的改变。
显然，斯金纳等人提出的大鼠的一些基因被甲基化修饰后产生了子代的精子缺陷的解释并不能获得经典生物学理论支持者的认同。而且，由于涉及生产农利灵及一种类似杀真菌剂的公司利益，这些公司的实验室也进行了研究以求证实斯金纳等人的研究结果。遗憾的是，这些公司都没有重复到斯金纳等人的研究结果。
对于其他实验室没有得出与他们相同的试验结果，斯金纳的解释是，试验材料与操作方法各不相同。例如，有的研究人员对大鼠给药的方式是饲喂而不是注射，还有人用的是近交鼠而不是远交鼠进行试验。动物试验早就证明，动物的品系不同，对化学物质的敏感程度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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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解释没有人相信，结果斯金纳不得不从华盛顿州立大学生殖生物学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
幸运的是，表观遗传学的发展在后来为斯金纳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更多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支持和证明。2011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尼斯曼等人发表文章称，他们发现怀孕小鼠暴露于双酚A能使其玄孙辈(F4)小鼠社会行为及相关激素(如加压素)发生改变。另外一些研究还证明，膳食和胁迫引起的表观遗传学变化可以传递至曾孙辈(F3)。现在，迪亚斯等人则证明，从后天环境中获得的恐惧也可以遗传到孙辈(F2)。
集中营噩梦的遗传
尽管研究证明，后天环境中的毒物引起的机体损害和恐惧可以遗传给后代，但这些获得性遗传只是在动物身上得到证明，推论到人恐怕就有些隔靴搔痒。要证明获得性遗传可以在人身上体现，只有用人来试验。幸运的是，现在对人的试验有了结果。这种结果正在揭开迪亚斯的困惑：我们究竟会从父辈身上通过表观遗传获得多少我们所不知的恐惧及其他东西，从而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以及整个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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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1944年6月说起，那时，匈牙利的葛森·格劳修斯年仅10岁，居住在匈牙利东南部的索尔沃什。他的全家被德军抓捕并辗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设计容量为1万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关押达4.1万人。虽然这个集中营没有毒气室，但死于饥饿、疾病、过度劳累以及肮脏生活环境者多达3.7万。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就于1945年3月死在这个集中营。
1944年12月6日，葛森的全家被关押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葛森的21岁的哥哥在这里被杀害，葛森的爷爷、叔叔、阿姨、堂表兄妹等许多亲戚则死于另一个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葛森和父母及3个兄弟依靠捡来的生马铃薯皮和玉米苟存下来。1945年4月19日，幸存的葛森一家人连同2500名集中营囚犯一起被关进一列火车再次转移，在火车行进到东德期间，被苏联的先头部队拦截下来，德国士兵见势不妙逃跑了，列车上的囚犯全部被解救。仅在这列火车上就有600名囚犯在路途中因为饥饿和寒冷而丧生。葛森全家人从火车上被解救后，葛森的哥哥抓到一只鸡，母亲用这只鸡换了面粉做成面糊给大家充饥，爸爸租了一辆汽车把一家人带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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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战争和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恐惧、饥饿和痛苦等永远留在葛森的记忆中。这些记忆会对葛森后来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不经过调查和研究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不凡的生活经历再次眷顾葛森一家人。2012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创伤应激研究所主任、神经科学家雷切尔·耶胡达主持一项名为“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创伤引起的精神疾病是否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葛森的女儿乔茜·格劳修斯被挑选作为志愿者参与这项研究。与乔茜一起参与研究的还有其他在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至少父母中一名属于大屠杀幸存者)，加上乔茜一共80人，同时研究人员还选择了在人口统计学上与这80人相似的15名正常成年人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的人的父母不是大屠杀幸存者。
研究首先用网络问卷评估受试者精神健康状况，受试者的父母是否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然后精神病专家与受试者面谈，以了解他们抑郁和焦虑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父母在战争中的经历。最后，采集受试者的血液和尿液检测糖皮质激素水平，分析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的甲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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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发现，父亲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试者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的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但父母全部属于大屠杀幸存者并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试者的GR-1F甲基化水平比较低。这个结果说明，父亲更有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把恐惧传递给后代，但母亲却难以把恐惧传递给后代。换句话说，父亲的恐惧和精神压力是通过更多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转移到后代身上。
对恐惧遗传的解读
糖皮质激素也被称为应激激素，是判断人和动物应对恐惧、抑郁等应激行为的一种标记，如果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说明生物个体出现了恐惧或抑郁等精神应激。对小鼠的试验发现，小鼠在外部压力增加，如被隔离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水平会增高，同时会产生行为变化，如选择战斗或者逃跑，前者需要勇气，后者是恐惧的体现。
但是，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增加又与糖皮质激素受体(GR)和糖皮质激素受体启动子，如GR-1F联系在一起。因为糖皮质激素要发挥作用必须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如果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增加，就会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表达，结果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的结果是，机体对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下降，就需要分泌更多的糖皮质激素，于是糖皮质激素水平与应激反应，如恐惧，呈正相关关系。, 百拇医药(王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