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财神”与“二总统”：还原真实的梁士诒(1)
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活跃着一位广东籍翰林——梁士诒。他科举起家，书生从政，无书不观，热心兵事，娴于经济，几落几起，官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当时政坛主要人物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张作霖、段祺瑞乃至蒋介石，均对其刮目相看。
投身实业
梁士诒(1869～1933年)祖籍广东三水，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本乡、广州、香港读书，后又曾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人结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翌年，赴京会试，落第而归;两年后再应会试，仍不第。南归途中，逗留上海，开始倾力搜罗新书和译本，究治财政、河渠、农业等实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终得金榜题名。
梁士诒热心国事，敢作敢为。考中进士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朝野忿忿。他与30余人联名上书，请究李鸿章不备而战之责。翌年，梁士诒任编修，时清廷鼓励翰林回乡振兴教育，数年后可按业绩授职。梁士诒遂告假返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回京，先后入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任协修。庚子之乱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先后入京，梁士诒离京回粤避乱，仍入凤冈书院主讲，后改书院为学校，成为三水县创立新式学校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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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网罗登进新型人才，清廷仿康熙、乾隆时故事，诏开经济特科。梁士诒在京应试，首场点为一等第一，朝野有“特元”之誉。慈禧太后自从戊戌变法后，最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她听信流言，误以粱士诒为梁启超之弟，康有为又名祖诒，即所谓梁头康尾。鉴于此，梁士诒落第。然此变故反而使梁士诒在京师士林中声名大噪。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热衷新政，其志不小，闻听梁士诒精通“时务”，年富力强，即通过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介绍，礼聘其至天津，任北洋总书局总办，《袁世凯兵书》多出其手。翌年秋，清廷委任唐绍仪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奏请调粱士诒出任参赞协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二人联袂出使印度，经数月努力，与英国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其间，粱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撰写详细报告，并拟出各种禁烟方案，为促成清廷1906年9月颁布《禁烟谕令》以及同年11月拟定《禁烟章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久，粱士诒受任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粱士诒开始涉足交通领域，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强大有力的交通系官员集团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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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粱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同年10月，清廷增设邮传部，统辖航、路、邮、电各业，并接管商务及督办大臣所管之铁路，派梁士诒接管铁路。1907年1月，粱士诒助唐绍仪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铁路事宜。4月，邮传部设置五路提调处，梁士诒任提调，主管五铁路，开始大力经营我国近现代交通事业。
在其经营铁路4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境内铁路在五路基础上又增加京奉、广九二线，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三路，使线路扩展至10条。其间，他对外更改合同以收回铁路主权，对内则扩展线路清理积弊，为我国早期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新贵
宣统三年(1911年)初，唐绍仪被解职。与梁士诒已结宿怨的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他排斥异己，奏请撤消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同年10月，武昌事起，清廷风雨飘摇，不得已起用3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出山组阁，梁士诒时来运转，被起用为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梁士诒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从此成为新朝枢密，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坊间有“二总统”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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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政局纷乱，群雄蜂起。梁士诒为袁世凯所倚重，遵其旨意，利用桑梓人脉，先挑拨广东新锐胡汉民与陈炯明关系，使陈拥袁;继而以为父祝寿之名，回粤收买粤籍将领拥袁;遣其胞弟赴香港活动，促成广东军变，取消独立，南方反袁军事同盟瓦解。他在挫败孙中山等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平息南方诸省反袁过程中立下大功。袁世凯踌躇满志，急于做正式大总统，命梁士诒组织公民党胁迫国会，选举袁为大总统。此时，财政总长周学熙告假，梁士诒出任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既掌握中枢大权，又控制交通、财政大权，得“梁财神”之号。
然而，袁世凯得陇望蜀，梦想称帝。梁士诒颇不理解，表示反对，因而被逐出总统府，出任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在连吃苦头后，悟出“赞成帝制是不要脸，不赞成则是不要头”之情势，转而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成为帝制派中坚人物。
“洪宪帝制”闹剧般草草收场后，北京政府着手惩治帝制策划操办者。西南方护国军方面原提出一个惩治祸首名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凶”，合称“十三太保”。总理段祺瑞欲息事宁人，力主折衷，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同予以特赦。大总统黎元洪则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黎、段意见相左。西南方面则坚决要求惩办，为满足各方要求，经多次磋商，北京政府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8人列为祸首。梁士诒见大势已去，偕其弟逃往香港避难。
在避难期间，梁士诒仍不忘国事，尽力而为。1917年7月1日，张勋等人在北京拥戴清帝溥仪复辟。梁士诒在香港分别致电唐绍仪、叶恭绰、陆荣廷等，声援讨逆。同年10月，梁士诒应邀访问日本，力主和平统一中国，提出“中国提供天然及劳动力，日本提供资本和技术”等主张，并拟订出中日实业合作的详尽计划。
1918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特赦，对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3人免于追究。梁士诒回到北京后，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长，后又被选为安福会参议院院长，梁士诒重新活跃于北京政坛。他致力于与西南护法军政府联络，以期南北和平统一，并重新与孙中山建立联系。, 百拇医药(邸永君)
投身实业
梁士诒(1869～1933年)祖籍广东三水，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本乡、广州、香港读书，后又曾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人结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翌年，赴京会试，落第而归;两年后再应会试，仍不第。南归途中，逗留上海，开始倾力搜罗新书和译本，究治财政、河渠、农业等实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终得金榜题名。
梁士诒热心国事，敢作敢为。考中进士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朝野忿忿。他与30余人联名上书，请究李鸿章不备而战之责。翌年，梁士诒任编修，时清廷鼓励翰林回乡振兴教育，数年后可按业绩授职。梁士诒遂告假返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回京，先后入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任协修。庚子之乱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先后入京，梁士诒离京回粤避乱，仍入凤冈书院主讲，后改书院为学校，成为三水县创立新式学校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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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网罗登进新型人才，清廷仿康熙、乾隆时故事，诏开经济特科。梁士诒在京应试，首场点为一等第一，朝野有“特元”之誉。慈禧太后自从戊戌变法后，最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她听信流言，误以粱士诒为梁启超之弟，康有为又名祖诒，即所谓梁头康尾。鉴于此，梁士诒落第。然此变故反而使梁士诒在京师士林中声名大噪。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热衷新政，其志不小，闻听梁士诒精通“时务”，年富力强，即通过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介绍，礼聘其至天津，任北洋总书局总办，《袁世凯兵书》多出其手。翌年秋，清廷委任唐绍仪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奏请调粱士诒出任参赞协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二人联袂出使印度，经数月努力，与英国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其间，粱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撰写详细报告，并拟出各种禁烟方案，为促成清廷1906年9月颁布《禁烟谕令》以及同年11月拟定《禁烟章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久，粱士诒受任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粱士诒开始涉足交通领域，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强大有力的交通系官员集团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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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粱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同年10月，清廷增设邮传部，统辖航、路、邮、电各业，并接管商务及督办大臣所管之铁路，派梁士诒接管铁路。1907年1月，粱士诒助唐绍仪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铁路事宜。4月，邮传部设置五路提调处，梁士诒任提调，主管五铁路，开始大力经营我国近现代交通事业。
在其经营铁路4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境内铁路在五路基础上又增加京奉、广九二线，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三路，使线路扩展至10条。其间，他对外更改合同以收回铁路主权，对内则扩展线路清理积弊，为我国早期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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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年)初，唐绍仪被解职。与梁士诒已结宿怨的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他排斥异己，奏请撤消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同年10月，武昌事起，清廷风雨飘摇，不得已起用3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出山组阁，梁士诒时来运转，被起用为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梁士诒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从此成为新朝枢密，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坊间有“二总统”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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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世凯得陇望蜀，梦想称帝。梁士诒颇不理解，表示反对，因而被逐出总统府，出任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在连吃苦头后，悟出“赞成帝制是不要脸，不赞成则是不要头”之情势，转而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成为帝制派中坚人物。
“洪宪帝制”闹剧般草草收场后，北京政府着手惩治帝制策划操办者。西南方护国军方面原提出一个惩治祸首名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凶”，合称“十三太保”。总理段祺瑞欲息事宁人，力主折衷，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同予以特赦。大总统黎元洪则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黎、段意见相左。西南方面则坚决要求惩办，为满足各方要求，经多次磋商，北京政府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8人列为祸首。梁士诒见大势已去，偕其弟逃往香港避难。
在避难期间，梁士诒仍不忘国事，尽力而为。1917年7月1日，张勋等人在北京拥戴清帝溥仪复辟。梁士诒在香港分别致电唐绍仪、叶恭绰、陆荣廷等，声援讨逆。同年10月，梁士诒应邀访问日本，力主和平统一中国，提出“中国提供天然及劳动力，日本提供资本和技术”等主张，并拟订出中日实业合作的详尽计划。
1918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特赦，对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3人免于追究。梁士诒回到北京后，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长，后又被选为安福会参议院院长，梁士诒重新活跃于北京政坛。他致力于与西南护法军政府联络，以期南北和平统一，并重新与孙中山建立联系。, 百拇医药(邸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