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之路的千年风采
草原是常见的地貌景观，全球除了南极洲外的六大洲均有分布，而只有欧亚东部的蒙古高原孕育了伟大的草原文化。这里地域辽阔，东北向西南延伸达3000多千米，草原南缘朝那(今宁夏固原)、肤施(今陕西榆林)一线，距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咸阳、长安仅500多里。肥美的水草和与汉文化的频繁交流滋养了上承鬼方、猃狁，下接匈奴、鲜卑、蒙古的北疆民族狄，北狄“绝异壮大有力”，其及继承者在历史上曾多次入主中原，反复影响中华文化的走向。
贫极江南，富夸塞北
尽管曾多次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且匈奴、突厥、契丹的西迁和蒙古西征使世界政治版图都深受影响，但从古至今的中外人士对草原文化少有中肯评价，蒙古草原要么是不毛之地，要么是苦寒之所，生活在这里的要么是残暴匈奴，要么是野性柔然，要么就是祖先“与狼交合”的突厥。其“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的习俗，相比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的中原文明确实显得落伍。视草原民族为蛮夷的文献也不胜枚举，如《左传》说“戎狄豺狼，不可压也”;近代美国学者亨廷顿也直言，游牧民族只有往复的迁徙而根本不存在历史。
历史的真实是，游牧民族及其草原文化不但拥有辉煌的物质财富，而且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成就也同样令人咋舌。西汉初，“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整齐的军容、强悍的气势让猛进中原的刘邦灰头土脸，被迫采用和亲之策。蒙古之初，“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不过几十年，西来的马可波罗就看到了元上都宏大、精美的城市空间。经过持续建设、交流与发展，到了元末，全国经济甚至出现“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
建孔子庙，推行儒家文化
从自然环境上分析，蒙古高原地处高纬度区域，高寒干旱是主要的气候类型，气候条件决定了其地不宜精耕农业，放牧是较为理想的生产方式。很显然，牧业不适应大族群和高密度的人口繁衍生息，也不利于高文明的缔造。另一方面，牧业要求草原民族要按季节迁徙，以适应大自然节奏，因此具有分散性的牧业更迫切需要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而通过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草原民族就可能掌握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和经济资源，也就获得了持续强大发展的机会。通过信息交流、沟通与贸易、学习等方式，草原民族获得来自汉文化的强大营养滋养，也就为自己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大致的统计显示，秦朝至东汉末期，被虏掠或自愿加入匈奴的汉人就有30万之众，他们将内地先进且匈奴生存迫切需要的筑城、藏谷、掘井等手工和农业技术带到草原，促进匈奴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匈奴之后称霸草原的是契丹，最初其风俗与匈奴类似，随着部族壮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明确要求“中国所有，虏中悉备”，开始学习汉人修筑上京城，另“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形成了东至渤海、西至阿尔金山、北至色棱格河、南至甘肃的大帝国。
上承匈奴、鲜卑人气和地脉的蒙古族在元朝建立前夕，为了适应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进而实现有效统治，他们积极学习，勇于探索，忽必烈顶住旧蒙古国“西北诸王”等保守势力的压力，断然实行汉法，继承和认同汉人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一改成吉思汗以来那种进入中原往往变农田为牧场的游牧生产方式，开始重视农业，并手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经过努力，元朝至正初年，全国在籍人口达到了9000万，国家经济发展与领土均达到了巅峰。
尽管学界目前对草原之路尚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清晰的外延界定，但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草原之路是存在于蒙古草原与中原农耕文化区之间，进行以丝绸、马匹、茶叶交换为主，以军事来往为辅的文化线路。这条大致垂直于长城沿线的古道，自人文始祖黄帝统一众多游牧部落与农耕部落就已存在;其后的数千年间，无论是兵戈相向还是休兵息戈，无论是政局稳定还是朝纲崩坏，都保持着畅通，保持着“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由此产生的文化也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滋养。
交流的双向性决定了双边受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增强了国力，开创了农耕文明主动学习游牧文明的先河;胡音、胡骑与胡妆的“草原风”则影响了盛唐时期的时尚气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长城的修建结束了自由交往的时代，人为地加深了中原农民和草原牧民之间的误解，妨碍了物质和文化的正常交流，为战争升级创造了条件。采用积极民族政策、以互市贸易赢得草原民族忠诚的康熙大帝则骄傲地说：“昔秦兴土木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买卖城-恰克图，草原之路连通的国际商道
近年来，一条沿呼和浩特北上穿过阴山，折向西北，经过蒙古、俄国，西抵欧洲的国际商道经考古发掘逐渐清晰。这条商道早在唐朝就有相当规模的商贸往来，元朝时达到鼎盛。元帝国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3条主要驿路，形成了沟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的发达交通网络。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等都通过草原之路往来中国。
清初，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利用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在中俄边境出资兴建边贸小城恰克图(蒙古语，“有茶的地方”)，中国边境也很快形成了对应的“买卖城”，草原之路上的民间自发贸易转化为国家间的海关出入管理。为培养对华贸易人才，俄国还在恰克图建设过商业学院。中国的茶叶、大黄、烟草、丝绸由此出境经莫斯科转运欧洲，西伯利亚的皮毛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
17～18世纪，在草原之路通畅的保障下，仅1777年俄国征收中国进口货税就超过48万卢布，远高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草原之路的兴起还繁盛了沿线的一系列城市，俄国境内的恰克图、伊尔库斯克、叶卡捷琳堡，中国境内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海拉尔等地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草原之路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也贡献良多，今天，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线就坐落在这条由草原之路连通的国际商道上。
当“风吹草底见牛羊”的敕勒民歌注入汉诗清新之气时，当鲜卑木兰代父出征的故事标志着草原民族由“尊壮贱老”到尊老伦理转变时，当北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汉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时，当近代海洋运输的改善和海洋经济的崛起到来时，草原之路也同所有的古代线路一样，慢慢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回望草原之路千年间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倾听草原部落彪悍的铁蹄声、飘扬的马头琴声和大漠深处的诵经声，追寻互市关口胡姬惊艳的舞技、和亲汉女远去的美丽倩影…… 只有这种靠近和回望，才能读懂草原之路，才能理解草原之路的千年风采。
【责任编辑】王 凯 (刘小方)
贫极江南，富夸塞北
尽管曾多次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且匈奴、突厥、契丹的西迁和蒙古西征使世界政治版图都深受影响，但从古至今的中外人士对草原文化少有中肯评价，蒙古草原要么是不毛之地，要么是苦寒之所，生活在这里的要么是残暴匈奴，要么是野性柔然，要么就是祖先“与狼交合”的突厥。其“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的习俗，相比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的中原文明确实显得落伍。视草原民族为蛮夷的文献也不胜枚举，如《左传》说“戎狄豺狼，不可压也”;近代美国学者亨廷顿也直言，游牧民族只有往复的迁徙而根本不存在历史。
历史的真实是，游牧民族及其草原文化不但拥有辉煌的物质财富，而且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成就也同样令人咋舌。西汉初，“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整齐的军容、强悍的气势让猛进中原的刘邦灰头土脸，被迫采用和亲之策。蒙古之初，“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不过几十年，西来的马可波罗就看到了元上都宏大、精美的城市空间。经过持续建设、交流与发展，到了元末，全国经济甚至出现“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
建孔子庙，推行儒家文化
从自然环境上分析，蒙古高原地处高纬度区域，高寒干旱是主要的气候类型，气候条件决定了其地不宜精耕农业，放牧是较为理想的生产方式。很显然，牧业不适应大族群和高密度的人口繁衍生息，也不利于高文明的缔造。另一方面，牧业要求草原民族要按季节迁徙，以适应大自然节奏，因此具有分散性的牧业更迫切需要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而通过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草原民族就可能掌握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和经济资源，也就获得了持续强大发展的机会。通过信息交流、沟通与贸易、学习等方式，草原民族获得来自汉文化的强大营养滋养，也就为自己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大致的统计显示，秦朝至东汉末期，被虏掠或自愿加入匈奴的汉人就有30万之众，他们将内地先进且匈奴生存迫切需要的筑城、藏谷、掘井等手工和农业技术带到草原，促进匈奴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匈奴之后称霸草原的是契丹，最初其风俗与匈奴类似，随着部族壮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明确要求“中国所有，虏中悉备”，开始学习汉人修筑上京城，另“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形成了东至渤海、西至阿尔金山、北至色棱格河、南至甘肃的大帝国。
上承匈奴、鲜卑人气和地脉的蒙古族在元朝建立前夕，为了适应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进而实现有效统治，他们积极学习，勇于探索，忽必烈顶住旧蒙古国“西北诸王”等保守势力的压力，断然实行汉法，继承和认同汉人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一改成吉思汗以来那种进入中原往往变农田为牧场的游牧生产方式，开始重视农业，并手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经过努力，元朝至正初年，全国在籍人口达到了9000万，国家经济发展与领土均达到了巅峰。
尽管学界目前对草原之路尚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清晰的外延界定，但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草原之路是存在于蒙古草原与中原农耕文化区之间，进行以丝绸、马匹、茶叶交换为主，以军事来往为辅的文化线路。这条大致垂直于长城沿线的古道，自人文始祖黄帝统一众多游牧部落与农耕部落就已存在;其后的数千年间，无论是兵戈相向还是休兵息戈，无论是政局稳定还是朝纲崩坏，都保持着畅通，保持着“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由此产生的文化也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滋养。
交流的双向性决定了双边受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增强了国力，开创了农耕文明主动学习游牧文明的先河;胡音、胡骑与胡妆的“草原风”则影响了盛唐时期的时尚气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长城的修建结束了自由交往的时代，人为地加深了中原农民和草原牧民之间的误解，妨碍了物质和文化的正常交流，为战争升级创造了条件。采用积极民族政策、以互市贸易赢得草原民族忠诚的康熙大帝则骄傲地说：“昔秦兴土木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买卖城-恰克图，草原之路连通的国际商道
近年来，一条沿呼和浩特北上穿过阴山，折向西北，经过蒙古、俄国，西抵欧洲的国际商道经考古发掘逐渐清晰。这条商道早在唐朝就有相当规模的商贸往来，元朝时达到鼎盛。元帝国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3条主要驿路，形成了沟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的发达交通网络。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等都通过草原之路往来中国。
清初，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利用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在中俄边境出资兴建边贸小城恰克图(蒙古语，“有茶的地方”)，中国边境也很快形成了对应的“买卖城”，草原之路上的民间自发贸易转化为国家间的海关出入管理。为培养对华贸易人才，俄国还在恰克图建设过商业学院。中国的茶叶、大黄、烟草、丝绸由此出境经莫斯科转运欧洲，西伯利亚的皮毛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
17～18世纪，在草原之路通畅的保障下，仅1777年俄国征收中国进口货税就超过48万卢布，远高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草原之路的兴起还繁盛了沿线的一系列城市，俄国境内的恰克图、伊尔库斯克、叶卡捷琳堡，中国境内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海拉尔等地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草原之路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也贡献良多，今天，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线就坐落在这条由草原之路连通的国际商道上。
当“风吹草底见牛羊”的敕勒民歌注入汉诗清新之气时，当鲜卑木兰代父出征的故事标志着草原民族由“尊壮贱老”到尊老伦理转变时，当北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汉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时，当近代海洋运输的改善和海洋经济的崛起到来时，草原之路也同所有的古代线路一样，慢慢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回望草原之路千年间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倾听草原部落彪悍的铁蹄声、飘扬的马头琴声和大漠深处的诵经声，追寻互市关口胡姬惊艳的舞技、和亲汉女远去的美丽倩影…… 只有这种靠近和回望，才能读懂草原之路，才能理解草原之路的千年风采。
【责任编辑】王 凯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