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襟喉要道——大庾岭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下岭独徐行，艰险未能忘”，北宋文豪苏轼贬谪岭南，两度途经大庾岭，笃情悱恻的诗句表达了他颠沛流离、仕途坎坷的一生。明清以前，岭南一带属荒蛮僻野、瘴疠之乡，贬谪者多徙岭表。两广垦拓后，粤省商民沿珠江水系溯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入赣江水系，经鄱阳湖直抵长江，大庾岭路遂为赣粤襟喉要道，一度繁华昌盛，直至海运勃兴后，才湮于史乘。
襟喉道路
大庾岭地处赣粤交界地，系南岭的五岭之一，既是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分水岭，又是赣粤交际必经之地。先秦时，大庾岭人迹罕至，车马不通，“山极峻，登者难之”。战国时，秦军为南征百越，途径大庾岭，见岭上遍布荆棘，处处悬崖峭壁，只得历经数月凿山筑道，开辟栈道沟通赣粤，然而道路始终崎岖陡峭、险象环生。
716年，唐朝宰相张九龄告病归乡。张九龄原籍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归乡途经大庾岭时，眼见岭路险峻，周遭百姓苦不堪言，便上奏玄宗，力请开凿大庾岭路，方便南北交通。悉闻有税赋渔利，玄宗便下诏，命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此路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县)。新路开通后，南北交通蔚然改观。史载，大庾岭路可通“五轨”、走“四通”。“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的诗句便是褒扬张九龄为民修路的伟绩。
唐朝中期，大庾岭路逐渐发挥赣粤交通主干线的作用，顺畅地沟通了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并可直抵长江腹地。东江又名湟水、循江，是珠江的重要水系。粤省沿海货物经东江抵南安，翻越大庾岭路，由章水溯赣江而下，直抵九江湖口，最终汇流长江。明朝文士桑悦所著《重修岭路记》中记载：“庾岭，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缘于交通之便，大庾岭的商铺鳞次栉比，商民接踵摩肩，往来交易热闹非凡，南北交流日益频繁。
北宋时，广东转运使蔡抗曾修筑大道，而且还在南雄境内置梅关，广纳关税。“梅关”居两峰夹峙，虎踞梅岭，关楼南北两面门楣嵌有石刻匾额，北门额书“南粤雄关”，南门额则书“岭南第一关”，大庾岭路遂又名“梅关古道”。广东佥事吴廷举号召兵民在道路两旁种植松柏和梅树，并亲自参与培植，“十年两度手栽松，种得青松一万株”。因来往商民以运输香药为盛，故大庾岭路后又被称为“香药之路”。
商贸繁荣
舟车辏泊的大庾岭路，被视为岭南的“生命之路”。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在《唐代的广东》一书中，赞叹大庾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张九龄所凿新路，是将南北喉咙，即广东北面重镇南雄岭开通，使广东的港口与中原互通有无，并间接使广东与中原及海外各国通商兼得便利……”
盛唐时期，海外诸国纷纷委派遣唐使，居南中国要津的广州港，成为中国联系世界的港埠。市场交易的物品，既有海外的“香药”，如龙脑、沉香、磨香等，亦有粤省特产“甲香”。商贾将各式香料捆扎上船，沿东江而上，经大庾岭直抵赣江，顺长江而下直达扬州港，后经京杭大运河销往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京畿贵族、绅民皆以享用大庾岭所运香料为荣。
宋朝，北运货物除香料外，还有犀角、象牙、珊瑚等舶来品。大庾岭路沿途驻守重兵，督察将两广盛产的铜铁与广盐运抵汴梁。据《南安县志》所载，每年约有五六百万斤的铜钱币经大庾岭路北运，所需人力10万。仅运送广盐和铜铁器，每日便需挑夫数千人。明朝时，每年经大庾岭路北运的广盐高达数千万斤。大庾岭路为朝廷带来了高额的税赋，世称“黄金大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日记中记述：“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黄金就这样被送来了。”大庾岭商贸的兴盛，推动了赣南、粤北一带的经济发展。徽州茶商进军两广，就是沿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番禺，世人用“南来车马北来船”“行人虚说小扬州”的诗句来描绘当时的盛况。
文化烙印
705年，武则天生命垂危，宰相张柬之率支持李唐的旧臣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史称“神龙政变”，中宗李显被推举为帝。旧臣宋之问因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而获罪，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参军。宋之问在武则天在位时深得恩宠，顷刻间却成谪罪之人，人生巨大的反差使他备感忧愤。贬谪途径大庾岭时，一睹大庾岭苍茫山色，宋之问感慨万千，挥毫写下名诗《度大庾岭》，表达了他对被贬谪边远之地的不满情绪和盼望有朝一日得以赦免回京的心情。
唐高宗年间，禅宗六祖慧能禅师接受禅宗五祖弘忍衣钵后，准备折返广东。神秀和尚与其积怨较深，暗中派人围捕他。慧能知悉后，被迫隐居大庾岭，以躲避追捕者。慧能来到曹溪宝林寺(今广东省曲江县双峰山下)，创立禅宗“南宗”。此后，曹溪被视为“禅宗祖庭”。慧能凭借在大庾岭的刻苦修炼，悟出世人皆知的佛门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676年，慧能到广州法性寺观光法会，辩经风幡禅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深为法性寺主持敬佩。这些都给大庾岭打上了禅文化的烙印。
日渐垂暮
大庾岭路作为纵贯南北的要道，恍如一日间便湮灭于世人记忆之中。究其缘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永乐年间，海运渐兴，漕运方式发生变化，“海陆兼运”成为常态。 海运以强大的运输力与低廉的成本，迅速占据一席之地，给内河漕运带来巨大冲击，大庾岭的地理优势遂一落千丈。
此外，大庾岭衙署力役繁重，关税额高，劳民伤财。明朝隆庆年间，严苛的差役导致南雄百姓“鬻田荡产”“卖儿贴妇”，致使逃亡人丁和抛荒田亩与日俱增。入清后，大庾岭差役有增无减。清朝延续明朝高额税赋，使当地客商承受“催夫”之苦，“两邑之民割产鬻子，尚不足以奉供帐，心肉剜尽，惟有向隅而已，户口日耗有以也”。清末五口通商日臻隆盛后，大庾岭路渐趋垂暮，最终湮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责任编辑】王 凯 (廖小保)
襟喉道路
大庾岭地处赣粤交界地，系南岭的五岭之一，既是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分水岭，又是赣粤交际必经之地。先秦时，大庾岭人迹罕至，车马不通，“山极峻，登者难之”。战国时，秦军为南征百越，途径大庾岭，见岭上遍布荆棘，处处悬崖峭壁，只得历经数月凿山筑道，开辟栈道沟通赣粤，然而道路始终崎岖陡峭、险象环生。
716年，唐朝宰相张九龄告病归乡。张九龄原籍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归乡途经大庾岭时，眼见岭路险峻，周遭百姓苦不堪言，便上奏玄宗，力请开凿大庾岭路，方便南北交通。悉闻有税赋渔利，玄宗便下诏，命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此路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县)。新路开通后，南北交通蔚然改观。史载，大庾岭路可通“五轨”、走“四通”。“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的诗句便是褒扬张九龄为民修路的伟绩。
唐朝中期，大庾岭路逐渐发挥赣粤交通主干线的作用，顺畅地沟通了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并可直抵长江腹地。东江又名湟水、循江，是珠江的重要水系。粤省沿海货物经东江抵南安，翻越大庾岭路，由章水溯赣江而下，直抵九江湖口，最终汇流长江。明朝文士桑悦所著《重修岭路记》中记载：“庾岭，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缘于交通之便，大庾岭的商铺鳞次栉比，商民接踵摩肩，往来交易热闹非凡，南北交流日益频繁。
北宋时，广东转运使蔡抗曾修筑大道，而且还在南雄境内置梅关，广纳关税。“梅关”居两峰夹峙，虎踞梅岭，关楼南北两面门楣嵌有石刻匾额，北门额书“南粤雄关”，南门额则书“岭南第一关”，大庾岭路遂又名“梅关古道”。广东佥事吴廷举号召兵民在道路两旁种植松柏和梅树，并亲自参与培植，“十年两度手栽松，种得青松一万株”。因来往商民以运输香药为盛，故大庾岭路后又被称为“香药之路”。
商贸繁荣
舟车辏泊的大庾岭路，被视为岭南的“生命之路”。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在《唐代的广东》一书中，赞叹大庾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张九龄所凿新路，是将南北喉咙，即广东北面重镇南雄岭开通，使广东的港口与中原互通有无，并间接使广东与中原及海外各国通商兼得便利……”
盛唐时期，海外诸国纷纷委派遣唐使，居南中国要津的广州港，成为中国联系世界的港埠。市场交易的物品，既有海外的“香药”，如龙脑、沉香、磨香等，亦有粤省特产“甲香”。商贾将各式香料捆扎上船，沿东江而上，经大庾岭直抵赣江，顺长江而下直达扬州港，后经京杭大运河销往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京畿贵族、绅民皆以享用大庾岭所运香料为荣。
宋朝，北运货物除香料外，还有犀角、象牙、珊瑚等舶来品。大庾岭路沿途驻守重兵，督察将两广盛产的铜铁与广盐运抵汴梁。据《南安县志》所载，每年约有五六百万斤的铜钱币经大庾岭路北运，所需人力10万。仅运送广盐和铜铁器，每日便需挑夫数千人。明朝时，每年经大庾岭路北运的广盐高达数千万斤。大庾岭路为朝廷带来了高额的税赋，世称“黄金大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日记中记述：“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黄金就这样被送来了。”大庾岭商贸的兴盛，推动了赣南、粤北一带的经济发展。徽州茶商进军两广，就是沿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番禺，世人用“南来车马北来船”“行人虚说小扬州”的诗句来描绘当时的盛况。
文化烙印
705年，武则天生命垂危，宰相张柬之率支持李唐的旧臣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史称“神龙政变”，中宗李显被推举为帝。旧臣宋之问因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而获罪，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参军。宋之问在武则天在位时深得恩宠，顷刻间却成谪罪之人，人生巨大的反差使他备感忧愤。贬谪途径大庾岭时，一睹大庾岭苍茫山色，宋之问感慨万千，挥毫写下名诗《度大庾岭》，表达了他对被贬谪边远之地的不满情绪和盼望有朝一日得以赦免回京的心情。
唐高宗年间，禅宗六祖慧能禅师接受禅宗五祖弘忍衣钵后，准备折返广东。神秀和尚与其积怨较深，暗中派人围捕他。慧能知悉后，被迫隐居大庾岭，以躲避追捕者。慧能来到曹溪宝林寺(今广东省曲江县双峰山下)，创立禅宗“南宗”。此后，曹溪被视为“禅宗祖庭”。慧能凭借在大庾岭的刻苦修炼，悟出世人皆知的佛门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676年，慧能到广州法性寺观光法会，辩经风幡禅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深为法性寺主持敬佩。这些都给大庾岭打上了禅文化的烙印。
日渐垂暮
大庾岭路作为纵贯南北的要道，恍如一日间便湮灭于世人记忆之中。究其缘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永乐年间，海运渐兴，漕运方式发生变化，“海陆兼运”成为常态。 海运以强大的运输力与低廉的成本，迅速占据一席之地，给内河漕运带来巨大冲击，大庾岭的地理优势遂一落千丈。
此外，大庾岭衙署力役繁重，关税额高，劳民伤财。明朝隆庆年间，严苛的差役导致南雄百姓“鬻田荡产”“卖儿贴妇”，致使逃亡人丁和抛荒田亩与日俱增。入清后，大庾岭差役有增无减。清朝延续明朝高额税赋，使当地客商承受“催夫”之苦，“两邑之民割产鬻子，尚不足以奉供帐，心肉剜尽，惟有向隅而已，户口日耗有以也”。清末五口通商日臻隆盛后，大庾岭路渐趋垂暮，最终湮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责任编辑】王 凯 (廖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