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二战史观和战争责任(2)
谁是战争受害者？
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日本人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广岛核爆”或者“东京大空袭”等有着切身感触的受害者体验。以上事件都是美国在日本本土展开的军事行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日本败给美国”的战争观，从而不自觉地忽略掉他们在中国战场的失利。战后日本社会涌现的和平主义运动更多的是基于“广岛核爆”和“东京大空袭”等原初体验上，这其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的位置。符号化的“HIROSHIMA”(广岛)也成为一种反核武器以及和平主义运动的象征而长期存在。
导致日本受害者意识强烈而加害者意识欠缺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几点：
第一，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战后对日占领体制中，美国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国虽然是毋庸置疑的战争最大受害国，但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以及远东委员会中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京审判”也将战争罪行聚焦到太平洋战场，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诸如“731细菌部队”所犯下的罪责并未提上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松井石根虽然被判绞刑，但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均抹去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美国将重心放在太平洋战争又导致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包括学者、政治家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正如竹内好所言，帝国主义者不能审判帝国主义者，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争夺利益和殖民地的战争，从而导致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 http://www.100md.com
第二，加害者体验的不可感知性。这可能是当今学术界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之一。日本不同于德国，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多是在德国境内以及与其接壤的波兰等国境内，这样德国人可以直观地看到以及感受到大屠杀所带来的视觉和心灵的震撼，从而产生德国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切身体验。但是日本的加害行为基本上集中在远离日本的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殖民地境内，日本人没有对大屠杀的直接体验和感触，军国主义体制下的舆论报道也不可能把大规模屠杀行为传达给国内人民，甚至很多日本人认为那些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是夹道欢迎日本人的。日本大多数民众知道日军在中国的残忍行为要等到1960～1970年代旧军人开始讲述他们的侵略行为之后。
“东京审判”与双重标准
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战争最高责任人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虽然日本学术界(例如丸山真男)很有见地地指出军队的“下克上”行为导致了一个“无责任的主体”，但是有着宣战权和终战权的日本天皇难辞其咎。有些立场较为温和的学者比如时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南原繁也指出，即使天皇不承担法律责任，也要承担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责任，因此南原主张作为承担战争的表现，天皇应该主动选择退位，而不是留在天皇的位置上没有任何表示。
, 百拇医药
日本扭曲的战争观还体现在他们对战争责任认识的双重标准上，即战后的日本每每在涉外场合都会表现出对战争加害行为的积极反省，但是在对内场合则迎合国内右翼势力做出有违良知的举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泉纯一郎，小泉纯一郎是战后日本在公共场合就战争责任做出反省和谢罪次数最多的首相，同时他也是任内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其实，同样的双重标准不仅仅发生在日本政府和执政党身上，一些在野党在另一侧面也执行着这样的双重标准。以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为例，日本社会党多次在国会上批评执政党自民党对中国赔偿责任的无视，并主张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在访华的时候却屡屡问及中国方面是否有放弃战争赔偿的可能性。
以上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终战纪念日”的选择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东京审判”和“终战纪念日”的选择问题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共性就是战后日本对天皇制的保留甚至礼赞。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成为战后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研究最具有争论性的地方。每年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则加深了天皇以及天皇制在战后民主政治中的象征地位，二者之间已成为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责任编辑】林 京, 百拇医药(王广涛)
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日本人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广岛核爆”或者“东京大空袭”等有着切身感触的受害者体验。以上事件都是美国在日本本土展开的军事行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日本败给美国”的战争观，从而不自觉地忽略掉他们在中国战场的失利。战后日本社会涌现的和平主义运动更多的是基于“广岛核爆”和“东京大空袭”等原初体验上，这其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的位置。符号化的“HIROSHIMA”(广岛)也成为一种反核武器以及和平主义运动的象征而长期存在。
导致日本受害者意识强烈而加害者意识欠缺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几点：
第一，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战后对日占领体制中，美国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国虽然是毋庸置疑的战争最大受害国，但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以及远东委员会中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京审判”也将战争罪行聚焦到太平洋战场，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诸如“731细菌部队”所犯下的罪责并未提上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松井石根虽然被判绞刑，但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均抹去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美国将重心放在太平洋战争又导致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包括学者、政治家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正如竹内好所言，帝国主义者不能审判帝国主义者，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争夺利益和殖民地的战争，从而导致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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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害者体验的不可感知性。这可能是当今学术界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之一。日本不同于德国，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多是在德国境内以及与其接壤的波兰等国境内，这样德国人可以直观地看到以及感受到大屠杀所带来的视觉和心灵的震撼，从而产生德国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切身体验。但是日本的加害行为基本上集中在远离日本的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殖民地境内，日本人没有对大屠杀的直接体验和感触，军国主义体制下的舆论报道也不可能把大规模屠杀行为传达给国内人民，甚至很多日本人认为那些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是夹道欢迎日本人的。日本大多数民众知道日军在中国的残忍行为要等到1960～1970年代旧军人开始讲述他们的侵略行为之后。
“东京审判”与双重标准
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战争最高责任人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虽然日本学术界(例如丸山真男)很有见地地指出军队的“下克上”行为导致了一个“无责任的主体”，但是有着宣战权和终战权的日本天皇难辞其咎。有些立场较为温和的学者比如时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南原繁也指出，即使天皇不承担法律责任，也要承担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责任，因此南原主张作为承担战争的表现，天皇应该主动选择退位，而不是留在天皇的位置上没有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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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扭曲的战争观还体现在他们对战争责任认识的双重标准上，即战后的日本每每在涉外场合都会表现出对战争加害行为的积极反省，但是在对内场合则迎合国内右翼势力做出有违良知的举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泉纯一郎，小泉纯一郎是战后日本在公共场合就战争责任做出反省和谢罪次数最多的首相，同时他也是任内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其实，同样的双重标准不仅仅发生在日本政府和执政党身上，一些在野党在另一侧面也执行着这样的双重标准。以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为例，日本社会党多次在国会上批评执政党自民党对中国赔偿责任的无视，并主张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在访华的时候却屡屡问及中国方面是否有放弃战争赔偿的可能性。
以上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终战纪念日”的选择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东京审判”和“终战纪念日”的选择问题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共性就是战后日本对天皇制的保留甚至礼赞。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成为战后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研究最具有争论性的地方。每年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则加深了天皇以及天皇制在战后民主政治中的象征地位，二者之间已成为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责任编辑】林 京, 百拇医药(王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