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明珠(2)
入唐后，历经贞观、开元盛世，江南地区繁荣安定，社会经济显著发展，交通运输日渐便利。一方面，由扬州南下广州、交州(古代地名)等地的海路顺利贯通;另一方面，由广州溯江而上，翻大庾岭，入赣江，抵洪州(今江西南昌)，沿长江至扬州的内陆交通也得以顺畅。除南线外，北线从长安经渭水至洛阳，由汴河至扬州的水道成为国家命脉的重要交通线。扬州俨然成为连接南北、沟通海内外的重要节点。“安史之乱”后，关中大户竞相迁徙江南，扬州因未遭兵燹，渐成全国都会，被誉为“扬一益二”。
大明寺
扬州造船技术的发达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唐代的扬州以造船举世著称，早在初唐年间，扬州即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战船制造基地，并专设有“扬州道造船大使”一职，专司其务。从考古发掘中也得以佐证，扬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扬州遍设造船工场，可造各类江船、海船。唐代宗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共造2000余艘船，每船可载重1000石。同时，民间造船业也兴旺发达。大历、贞元年间，扬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载粮万石，操纵工匠达数百人，甚至“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造船业的发达，成为扬州海运勃兴的缩影。
鉴真东渡宝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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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扬州的对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当时主要分南、北两条线路。北线从日本九州中部始发，经朝鲜半岛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胶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登岸，转由济水入淮河，沿淮南运河抵扬州;或由江苏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陆，沿淮南运河抵扬州。南线则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半岛或由北部的博多湾一带渡海，斜穿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扬州。日本历次遣唐使及鉴真和尚东渡，皆取南线。同时，沿长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经大庾岭，可至闽粤一带;或自长江口直径南下，可抵东南亚一带。这些航线的开通，巩固了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鲜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扬州经运河，抵达长安。鉴真和尚为东传佛经，历经6次奇险，不幸双目失明，最终抵达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观，就仿制扬州大明寺，寺内“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均为鉴真弟子——扬州兴云寺僧义静所造，如今皆为日本国宝。扬州成为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还在扬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藩商与外籍船舶，征收商税，成为近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雏形。
, 百拇医药 鉴于朝廷宽松的对外政策，中外商旅咸聚扬州。唐宋时，扬州城内商贾云集，涌现了不少来自新罗、高句丽、东瀛、大食、波斯、婆罗门的胡商与藩客。他们寓居扬州，经商从学，港内一时间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扬州境内的真州(今仪征)、瓜洲等地日趋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间”。南宋咸淳年间来扬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扬州寓居10年，并长眠于此，其所创建的仙鹤寺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来扬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在这里寓居3年并担任官职，其游记中载有大量关于扬州的描写。当时，藩客、胡商多居于番坊内，鲜有杂处，建筑样式颇具穆斯林风格。此外，为了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在仪征陈集还建有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楼以及海神庙等建筑。
扬州行宫全图
两淮盐路
伊斯兰宗教名胜普哈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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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开成年间以来，长江下游淤沙沉积，长江入海口渐次东移，扬州由濒海都会渐为内陆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扬州港，扬州在海运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设置于扬州的市舶司迁移至松江华亭(今上海)，元代增设温州、澉浦、上海，明代迁至太仓黄渡(今苏州太仓)，扬州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明嘉靖年间，为了应对日本倭寇的侵扰，确保盐运司课银的征收和盐商大户的安全，扬州城整体东移，迁至旧城外环河，沿运河筑新城。倭寇平定后，旧城废置，新城繁盛，盐商骈至，商民聚集。万历年间，南北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扬州遂成享誉一时的都会。清朝建立后，出于肃靖海匪、镇压抗清武装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扬州与海外的沟通日渐羸弱。此时，因盐引专营，扬州由外销城市逐步转为内销城市，一度成为全国盐业的集散中心。为追逐淮盐之利，城内商铺鳞次栉比，盐商浮华奢侈，多子街两旁皆绸缎铺，翠花街“市肆韶秀，货分隘列，皆珠翠首饰铺”。盐商财力雄厚，“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侨寄扬州者不下数十万，“商贾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带华屋连苑，尽成富商官邸。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中国的海外贸易自主权彻底丧失，海上丝绸之路被西方的新航路所替代。清道光年间，朝廷改行票盐法，扬州在两淮盐务中的显赫地位一去不复返;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漕运被海运所替代，扬州内河交通枢纽地位宣告丧失;清光绪年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扬州就此彻底被边缘化。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顾亚欣)
大明寺扬州造船技术的发达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唐代的扬州以造船举世著称，早在初唐年间，扬州即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战船制造基地，并专设有“扬州道造船大使”一职，专司其务。从考古发掘中也得以佐证，扬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扬州遍设造船工场，可造各类江船、海船。唐代宗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共造2000余艘船，每船可载重1000石。同时，民间造船业也兴旺发达。大历、贞元年间，扬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载粮万石，操纵工匠达数百人，甚至“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造船业的发达，成为扬州海运勃兴的缩影。
鉴真东渡宝塔湾, http://www.100md.com
唐宋以来，扬州的对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当时主要分南、北两条线路。北线从日本九州中部始发，经朝鲜半岛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胶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登岸，转由济水入淮河，沿淮南运河抵扬州;或由江苏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陆，沿淮南运河抵扬州。南线则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半岛或由北部的博多湾一带渡海，斜穿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扬州。日本历次遣唐使及鉴真和尚东渡，皆取南线。同时，沿长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经大庾岭，可至闽粤一带;或自长江口直径南下，可抵东南亚一带。这些航线的开通，巩固了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鲜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扬州经运河，抵达长安。鉴真和尚为东传佛经，历经6次奇险，不幸双目失明，最终抵达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观，就仿制扬州大明寺，寺内“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均为鉴真弟子——扬州兴云寺僧义静所造，如今皆为日本国宝。扬州成为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还在扬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藩商与外籍船舶，征收商税，成为近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雏形。
, 百拇医药 鉴于朝廷宽松的对外政策，中外商旅咸聚扬州。唐宋时，扬州城内商贾云集，涌现了不少来自新罗、高句丽、东瀛、大食、波斯、婆罗门的胡商与藩客。他们寓居扬州，经商从学，港内一时间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扬州境内的真州(今仪征)、瓜洲等地日趋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间”。南宋咸淳年间来扬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扬州寓居10年，并长眠于此，其所创建的仙鹤寺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来扬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在这里寓居3年并担任官职，其游记中载有大量关于扬州的描写。当时，藩客、胡商多居于番坊内，鲜有杂处，建筑样式颇具穆斯林风格。此外，为了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在仪征陈集还建有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楼以及海神庙等建筑。
扬州行宫全图两淮盐路
伊斯兰宗教名胜普哈丁墓, http://www.100md.com
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开成年间以来，长江下游淤沙沉积，长江入海口渐次东移，扬州由濒海都会渐为内陆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扬州港，扬州在海运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设置于扬州的市舶司迁移至松江华亭(今上海)，元代增设温州、澉浦、上海，明代迁至太仓黄渡(今苏州太仓)，扬州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明嘉靖年间，为了应对日本倭寇的侵扰，确保盐运司课银的征收和盐商大户的安全，扬州城整体东移，迁至旧城外环河，沿运河筑新城。倭寇平定后，旧城废置，新城繁盛，盐商骈至，商民聚集。万历年间，南北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扬州遂成享誉一时的都会。清朝建立后，出于肃靖海匪、镇压抗清武装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扬州与海外的沟通日渐羸弱。此时，因盐引专营，扬州由外销城市逐步转为内销城市，一度成为全国盐业的集散中心。为追逐淮盐之利，城内商铺鳞次栉比，盐商浮华奢侈，多子街两旁皆绸缎铺，翠花街“市肆韶秀，货分隘列，皆珠翠首饰铺”。盐商财力雄厚，“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侨寄扬州者不下数十万，“商贾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带华屋连苑，尽成富商官邸。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中国的海外贸易自主权彻底丧失，海上丝绸之路被西方的新航路所替代。清道光年间，朝廷改行票盐法，扬州在两淮盐务中的显赫地位一去不复返;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漕运被海运所替代，扬州内河交通枢纽地位宣告丧失;清光绪年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扬州就此彻底被边缘化。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顾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