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祠宗族中国的历史镜面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英语中Family源于拉丁文Familia，意为居住在一所建筑里的共同体。与之对应，中文“家庭”的“庭”指庭院，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只有“同居、共财、合爨”，即长期共居特定建筑空间之内，共同支配生产生活资料，在一个锅里吃饭，才算是家。旧时，我们重家庭、讲孝悌，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是最大的生活理想。但家大必分，数代之后，若同姓子孙仍旧聚集而居，于时常相聚中生相亲爱、死相哀痛，家族就形成了。如同家之有庭，族必有祠，家中住人，祠里祭祖。
基于此，宗祠成为汉族地区常见的景观，在远离京师的南国乡镇尤为盛行。明末广东“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宗祠一度成为这一区域村落市镇的建筑标配。浓烈的家族伦理，让“乡中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其始建者务求壮丽，已尽孝敬而肃观瞻”。乡祠壮丽，都市里的宗祠更是恢宏。南国羊城，车水马龙的中山七路，一座百年陈氏书院坐北朝南，静静矗立。“三进三路九堂两厢抄”的建筑群落，承载着岭南陈家千余年的族脉风流，屋顶灰雕、墙壁砖雕、门窗木雕、阶前石雕中的繁复细腻图案，点滴汇聚成宗族中国的历史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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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祠祭祖，庶民阶层的千年追求
“祠”是祭祀祖先或伟人名士的供舍，《说文解字》说“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早在商周，王室贵族就已开始祭祀祖先。这种祭祀在当时还有着严格的礼仪和内容要求，不同等级的贵族在祭祀规格上都有清晰的边界，不容僭越。《周礼·考工记》甚至专门规定了城市设计中必须预留祭祀祖先和社稷祠庙的位置。但在门阀制度萌芽、盛行的南北朝及以前，只有贵族才被朝廷允许祭祀四代以上的祖先。设祠祭祖长期被束之高阁，远离庶民阶层。
唐末及五代十国，在半个世纪的割据纷乱之后，大地主庄园制逐渐崩溃，契约租佃关系开始普及，农业经营的个体化、细小化不断深入。东汉以来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最终瓦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聚族而居的庶民家庭遍地开花，并逐步成为整个中国村落居住的主要形式。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首辅大臣夏言上“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疏，恳请朝廷准许普通人“于冬至日祀始祖”，并得到“许民间皆联宗立庙”的批准。千余年来，老百姓终于有了公开修筑祖祠和纪念祖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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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不仅允许庶民设庙祭祖，而且鼓励家户累世而居。同姓子孙无论是否分居而住，都被朝廷默许“追溯同一位男性为祖先，不时相聚一起”，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社会组织和居住单元。这种聚族而居逐步形成了以筑祠祭祖、撰修家谱、族田出租、壮大族产为主要特征的家族制度。
陈氏书院，宗祠流变的历史截面
从地理分布来看，黄河流域遗留的宗族村落较少，古村老寨中也难看到宗祠。江南的浙、赣、皖等地宗族村落已较多见;再南到福建、广东，宗祠于城乡间则十分盛行。究其原因，江南岭南之地自古民间杂神信仰就十分盛行，《史记》就有“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的记载，可窥其筑祠祭祀的传统。而中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中心地带，其地域直接受到国家政权伦理形式的辐射，家庭式的宗族伦理观念被强势的国家伦理关系所抑制，形成“不祭祖，信皇权”的心理，故而宗祠较少;而自北而南的大量历史移民，在远离故土与国家权力中心的江南岭南定居，抱团求生、家族依靠等客观因素都为此地的宗族伦理提供了更丰厚的生存发展土壤，形成了南国多宗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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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书院聚贤堂前的一副对联，清晰表达了光宗耀祖、祭拜祖先、加强各地族人友谊的筑祠目的。对联中“立合七十二县”表达了陈氏在广东及南洋广泛分布、族脉繁盛的盛况，也暗含了自身“合族祠”的性质。
合族祠是宗祠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很明显，合族之祠无论从建设经费筹集、建筑规模及影响力都最大。宗族发展到清代已拥有了完整的自我管理体制，徐扬杰先生在其《中国家族制度史》中说“宗族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政治实体”。可以设想，如放任宗族聚联变大，其很可能“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如不管理，其宗祠就有沦为“藏污纳垢、窝匪聚赌”之所的倾向。对此地方官员看得很清楚，《清代广东档案》记载了咸丰、光绪年间官方对于合族祠的态度，即不允许合族祠的存在。
那么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营建的陈家祠是如何在“禁令”中顺利开工的呢？聪慧的陈氏族人首先邀请了清末翰林院编修陈伯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陈兰彬等著名陈氏士绅，组建“倡建陈氏书院绅耆”，以正视听，大张旗鼓筹建“陈氏书院”;其次，精心选址，在当时广东最高学府“广雅书院”旁择地筑祠。《陈氏书院记》中说：“于城西之简塾购得余地……宜命之曰‘陈氏书院’，意盖别有取也。何取尔？取其与‘广雅’咫尺也。”这一选址等于是向世人宣告，这是一处与“德”为邻，沐浴“广雅”人文之风的巍巍广厦，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聚会之所;最后，淡化宗祠的血缘关系和世系关系，如各支族牌位的摆放，以提捐款项的多寡作为前提。凡此种种，陈氏书院降低了“挟众抗官”的嫌疑，也找到了它得以创建和存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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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观园，岭南建筑的精髓风貌
任何建筑都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为前提，就祠堂而言，合族祭祖所需的宽敞空间，族中议事的私密场所，子弟的教育实施等均应有所考虑。
陈氏书院就是一处典型的宗祠建筑群。建筑呈方形平面展开，建筑面积超过6400平方米。三路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分别为前门、中厅和后寝，门前留有宽阔广场，过去曾树立着很多石制旗杆夹，旗杆夹上镌有中举族人的姓名及中举年代，昭示着陈氏家族的荣耀。每路建筑各有三进，纵横左右共有6院8廊19座建筑。大小建筑之间墙体均用活动隔扇，庆典之时，隔扇拆除可使三堂两院的内外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了外部封闭、内部开放的建筑格局。
岭南夏热冬暖，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夏秋多台风，防风、防雨、防腐是建筑的基本要求。远观陈氏书院，见其山墙厚实高大，梁架稳重，屋坡陡直，出檐较短。步行入内细观发现，其檐廊结构为穿斗式步架，以墙体而非立柱承重有利防风;门窗高大，易采光透气;青石铺地，青砖砌筑墙体便于防潮防腐。院落中树荫连天，花木四时不败，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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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建筑群落布局严整对称，主次分明，中高边低，前低后高，循序渐进，步步推高。主体建筑为中厅的聚贤堂，高近14米，空间宏伟轩昂，当年族人举行春秋祭祀或议事聚会均于此进行。堂面阔5间宽达27米，进深17米，属通堂木框架，可容纳百人以上。主厅对联“发祥溯东汉之年，文范炳千秋，仰徵士风高，群贤星聚;启宇在南天而外，灵秀钟百粤，看石门返照，珠海回潮”，有追根溯源、聚拢族心的深意。
徜徉书院之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俯拾皆是的建筑小品和精品雕塑。大门两侧的大型砖雕“梁山聚义”和“刘庆伏狼驹”，综合使用圆雕、浮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使得画面生动规整，出场的40多个人物个个逼真传神、栩栩如生。步入室内，从屋顶每根柱梁到屏风、门窗，只要是木构件，随处都雕刻着数不清的人物、动物及岭南山水与瓜果。但凡人物雕刻，都与传统“忠勇仁智、信义贤孝”的精神相关，如《践土会盟》《尉迟恭争帅印》等;动植物雕刻则通过巧妙组合，构成“功名利禄、富贵长寿、多子多福”的喜庆内容，图案经久耐看，细腻且富有深意，可谓趣味横生。灰雕是岭南独特建筑艺术，抬头仰望，陈氏书院屋顶的灰雕密密匝匝满目皆是，简直是一个浮在空中的艺术殿堂。
今天，褪去了宗祠祭祖的最初含义的陈氏书院，多了一个“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身份喜迎四方来客。无论是广东陈氏的辉煌过往，还是书院建筑的精巧细致，陈家祠都宛若历史镜面，映出了中国宗祠的百年风貌。
【责任编辑】王 凯, http://www.100md.com(刘小方)
基于此，宗祠成为汉族地区常见的景观，在远离京师的南国乡镇尤为盛行。明末广东“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宗祠一度成为这一区域村落市镇的建筑标配。浓烈的家族伦理，让“乡中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其始建者务求壮丽，已尽孝敬而肃观瞻”。乡祠壮丽，都市里的宗祠更是恢宏。南国羊城，车水马龙的中山七路，一座百年陈氏书院坐北朝南，静静矗立。“三进三路九堂两厢抄”的建筑群落，承载着岭南陈家千余年的族脉风流，屋顶灰雕、墙壁砖雕、门窗木雕、阶前石雕中的繁复细腻图案，点滴汇聚成宗族中国的历史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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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祠祭祖，庶民阶层的千年追求
“祠”是祭祀祖先或伟人名士的供舍，《说文解字》说“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早在商周，王室贵族就已开始祭祀祖先。这种祭祀在当时还有着严格的礼仪和内容要求，不同等级的贵族在祭祀规格上都有清晰的边界，不容僭越。《周礼·考工记》甚至专门规定了城市设计中必须预留祭祀祖先和社稷祠庙的位置。但在门阀制度萌芽、盛行的南北朝及以前，只有贵族才被朝廷允许祭祀四代以上的祖先。设祠祭祖长期被束之高阁，远离庶民阶层。
唐末及五代十国，在半个世纪的割据纷乱之后，大地主庄园制逐渐崩溃，契约租佃关系开始普及，农业经营的个体化、细小化不断深入。东汉以来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最终瓦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聚族而居的庶民家庭遍地开花，并逐步成为整个中国村落居住的主要形式。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首辅大臣夏言上“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疏，恳请朝廷准许普通人“于冬至日祀始祖”，并得到“许民间皆联宗立庙”的批准。千余年来，老百姓终于有了公开修筑祖祠和纪念祖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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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不仅允许庶民设庙祭祖，而且鼓励家户累世而居。同姓子孙无论是否分居而住，都被朝廷默许“追溯同一位男性为祖先，不时相聚一起”，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社会组织和居住单元。这种聚族而居逐步形成了以筑祠祭祖、撰修家谱、族田出租、壮大族产为主要特征的家族制度。
陈氏书院，宗祠流变的历史截面
从地理分布来看，黄河流域遗留的宗族村落较少，古村老寨中也难看到宗祠。江南的浙、赣、皖等地宗族村落已较多见;再南到福建、广东，宗祠于城乡间则十分盛行。究其原因，江南岭南之地自古民间杂神信仰就十分盛行，《史记》就有“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的记载，可窥其筑祠祭祀的传统。而中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中心地带，其地域直接受到国家政权伦理形式的辐射，家庭式的宗族伦理观念被强势的国家伦理关系所抑制，形成“不祭祖，信皇权”的心理，故而宗祠较少;而自北而南的大量历史移民，在远离故土与国家权力中心的江南岭南定居，抱团求生、家族依靠等客观因素都为此地的宗族伦理提供了更丰厚的生存发展土壤，形成了南国多宗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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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书院聚贤堂前的一副对联，清晰表达了光宗耀祖、祭拜祖先、加强各地族人友谊的筑祠目的。对联中“立合七十二县”表达了陈氏在广东及南洋广泛分布、族脉繁盛的盛况，也暗含了自身“合族祠”的性质。
合族祠是宗祠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很明显，合族之祠无论从建设经费筹集、建筑规模及影响力都最大。宗族发展到清代已拥有了完整的自我管理体制，徐扬杰先生在其《中国家族制度史》中说“宗族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政治实体”。可以设想，如放任宗族聚联变大，其很可能“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如不管理，其宗祠就有沦为“藏污纳垢、窝匪聚赌”之所的倾向。对此地方官员看得很清楚，《清代广东档案》记载了咸丰、光绪年间官方对于合族祠的态度，即不允许合族祠的存在。
那么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营建的陈家祠是如何在“禁令”中顺利开工的呢？聪慧的陈氏族人首先邀请了清末翰林院编修陈伯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陈兰彬等著名陈氏士绅，组建“倡建陈氏书院绅耆”，以正视听，大张旗鼓筹建“陈氏书院”;其次，精心选址，在当时广东最高学府“广雅书院”旁择地筑祠。《陈氏书院记》中说：“于城西之简塾购得余地……宜命之曰‘陈氏书院’，意盖别有取也。何取尔？取其与‘广雅’咫尺也。”这一选址等于是向世人宣告，这是一处与“德”为邻，沐浴“广雅”人文之风的巍巍广厦，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聚会之所;最后，淡化宗祠的血缘关系和世系关系，如各支族牌位的摆放，以提捐款项的多寡作为前提。凡此种种，陈氏书院降低了“挟众抗官”的嫌疑，也找到了它得以创建和存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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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观园，岭南建筑的精髓风貌
任何建筑都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为前提，就祠堂而言，合族祭祖所需的宽敞空间，族中议事的私密场所，子弟的教育实施等均应有所考虑。
陈氏书院就是一处典型的宗祠建筑群。建筑呈方形平面展开，建筑面积超过6400平方米。三路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分别为前门、中厅和后寝，门前留有宽阔广场，过去曾树立着很多石制旗杆夹，旗杆夹上镌有中举族人的姓名及中举年代，昭示着陈氏家族的荣耀。每路建筑各有三进，纵横左右共有6院8廊19座建筑。大小建筑之间墙体均用活动隔扇，庆典之时，隔扇拆除可使三堂两院的内外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了外部封闭、内部开放的建筑格局。
岭南夏热冬暖，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夏秋多台风，防风、防雨、防腐是建筑的基本要求。远观陈氏书院，见其山墙厚实高大，梁架稳重，屋坡陡直，出檐较短。步行入内细观发现，其檐廊结构为穿斗式步架，以墙体而非立柱承重有利防风;门窗高大，易采光透气;青石铺地，青砖砌筑墙体便于防潮防腐。院落中树荫连天，花木四时不败，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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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建筑群落布局严整对称，主次分明，中高边低，前低后高，循序渐进，步步推高。主体建筑为中厅的聚贤堂，高近14米，空间宏伟轩昂，当年族人举行春秋祭祀或议事聚会均于此进行。堂面阔5间宽达27米，进深17米，属通堂木框架，可容纳百人以上。主厅对联“发祥溯东汉之年，文范炳千秋，仰徵士风高，群贤星聚;启宇在南天而外，灵秀钟百粤，看石门返照，珠海回潮”，有追根溯源、聚拢族心的深意。
徜徉书院之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俯拾皆是的建筑小品和精品雕塑。大门两侧的大型砖雕“梁山聚义”和“刘庆伏狼驹”，综合使用圆雕、浮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使得画面生动规整，出场的40多个人物个个逼真传神、栩栩如生。步入室内，从屋顶每根柱梁到屏风、门窗，只要是木构件，随处都雕刻着数不清的人物、动物及岭南山水与瓜果。但凡人物雕刻，都与传统“忠勇仁智、信义贤孝”的精神相关，如《践土会盟》《尉迟恭争帅印》等;动植物雕刻则通过巧妙组合，构成“功名利禄、富贵长寿、多子多福”的喜庆内容，图案经久耐看，细腻且富有深意，可谓趣味横生。灰雕是岭南独特建筑艺术，抬头仰望，陈氏书院屋顶的灰雕密密匝匝满目皆是，简直是一个浮在空中的艺术殿堂。
今天，褪去了宗祠祭祖的最初含义的陈氏书院，多了一个“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身份喜迎四方来客。无论是广东陈氏的辉煌过往，还是书院建筑的精巧细致，陈家祠都宛若历史镜面，映出了中国宗祠的百年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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