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粮仓知多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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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食货志》称“常平起于汉之耿寿昌”，元代常平仓为官方出资建立，设立于城市，其救济方法主要为“平粜”，即“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起到稳定物价和救济灾民的作用。
漕仓集中在大都城崇文门附近。坝河和亚麻河通过崇文门关进入大都，把粮食和货物卸在崇文门地区。千斯、万斯北、万斯南等是京城的漕仓，主要用于储藏和转运全国各地运输至大都的粮食。漕仓在大都的粮仓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元代的漕运储量是不断增加的。据史料记载，元成宗时期(1295～1307年)，已建好大都17仓、通州8仓(即有年仓、富有仓、广储仓、盈止仓、及秭仓、乃积仓、乐岁仓、足食仓)、河西务7仓以及李二寺、制沽等粮仓，约储粮500万石左右;到了元朝中后期，大都地区又新增粮仓20处，总储粮量已多达740万石左右。其中通州又增加庆丰仓、延丰仓、富储仓、富衍仓、及衍仓5仓，计13仓，如加上通州张家湾李二寺仓，共计14仓，约储粮200多万石。另据史料记载，元代的海运亦发展极盛。自至元二十年(1283年)，岁海运再经北运河漕运至通州张家湾42000余石粮食;大德六年(1302年)，岁又运粮至京通百万石;至顺元年(1330年)，则又每年增为300万石左右。大都极盛时的户口统计数字为147590户，人们通常用“都城十万家”来描述大都居民。这样庞大的人口下，大都城粮食的供给大半依赖于漕运，使得漕仓在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集祥阁
为了保证粮仓的作用得以发挥，元政府对粮仓的管理极为严格。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政府对粮食的运输和储存损耗做出定额规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中书省户部对下辖的仓库管理办法做出了明文规定，如禁止库中工作人员用白条子借官钱、禁止亲属进入库房、出入要登记、库中存贷要按月清点并登记后报户部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户部颁布《至元新格》条例，规定仓库的收纳、支出和管理办法，如收支物品的期限，出纳物品的质量、数量，各种检查办法以及大小官员要相互监督，防止出现营私舞弊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政府又进一步详细地规定了大都地区粮食运输和贮存的损耗量。元朝的漕运和海运
京城粮仓的消失
元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了近100年，大都城也随之倾覆。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夏，朱元璋遣将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征，七月抵达通州，元惠宗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携后妃、太子、公主自健德门出城北逃，前往上都避难。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1368年9月14日)，明军攻陷大都齐化门，由此入城。明太祖将大都改名为北平。由于元大都城北居民稀少、地势空旷，在防守时城中军人无可依托，因此徐达在攻城后不久，即在城中偏北部增建一道土垣，将城垣变为“日”字形布局，使北段城墙靠近居民密集区，战时守城士兵可以从容筹划衣食。明洪武四年(1371年)，将此段新城墙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废弃，原来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这四门的城楼以及被划在城外的官署、住宅尽被拆除。之后大都南城也逐渐被废弃。元朝统治者的出逃和大都原址的废弃使得大都内的粮仓也随之荒废。直到明成祖正式定都北京后，才在原有粮仓的基础上新建粮仓。
“储存粮食，供养官吏、军队，巩固统治，加强国防;赈济灾民，发展生产，平稳物价”是粮仓的主要用途，元朝自不例外。但和宋、金两朝相比，显得更为突出的是粮仓在北方边疆地区所起的作用。北方边疆地区受战乱影响颇深，经济发展缓慢，同时受到严寒天气的影响，常有饥民流亡，京城粮仓在一定程度上对救济灾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大都宫殿内的皇仓也让皇帝在耕种之间体会到了民生的疾苦。
元代京城粮仓不仅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确保资源供给的主要形式，而且成为之后明清两代王朝维系京师民生大计的关键。元代京城粮仓的建置为明清两代提供了基础。明朝开始在元代京城粮仓的基础上增建粮仓，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元北太仓的基础上修建南新仓，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并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在东城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据统计，明清两代在元代京城粮仓基础上修建的粮仓数量：明代北京、通州共计官仓20个，到清末，北京、通州官仓共17个，廒计1178座。
禄米仓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是元明清时期南粮北运的产物，是南粮济京的重要代表性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南北方生活资料调剂的见证;同时，它又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所在，对研究中国运河史有着重大价值。此外，禄米仓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一个特殊类型的建筑，它巧妙的布局、结构和形式以及一套完整的运作方式和管理制度，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研究古代仓储制度和仓房建筑的宝贵的实物资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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