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份：悲情城市中的温情老街(1)
因了侯孝贤的那部电影《悲情城市》，九份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台湾老街。
九份位于新北市瑞芳镇，从纸醉金迷到金尽人散，从寂寂无名到一夜暴红，百年间它大起大落的身世，就如同一部大量使用长镜头的电影，留给后人无限遐思。
从无名小村到亚洲金都
最早，九份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山村野地，山上只有九户人家，无论谁下山买东西，都会一次给大家带齐，告诉店家要“九份”。九份因此得名。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刘铭传任台湾第一任巡抚期间，修建了从基隆至台北的铁路。当时的筑路工人中有许多是曾在美国旧金山矿场工作的广东人，其中一位工人午饭后在基隆河畔散步时，无意间发现水中有砂金。消息传开，淘金者纷至沓来。短短一年时间，有3000多人聚集于此，在河水中淘拣他们的黄金梦。这期间，清政府虽然发出采金禁令，但可以想象，毫无效果。
1892年，清政府设立了基隆金砂厘局，允许人们淘金，抽取厘费。1893年，一位曾在美国采金的李姓潮州人自猴硐溯大小粗坑溪而上，在九份山顶发现山型貌似南瓜(台语称“金瓜”)的金脉露头，从此开始了金瓜石的金矿开采。随着淘金客的涌入，九份结束了它平静的农耕时期，成为财富与欲望聚集的冒险家乐园。
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殖民地，九份失业人口增加，抗日活动风起云涌，陷入混乱。1896年，日本当局颁布《台湾矿业规则》，规定只有日本国民才能经营矿业。同年10月，以基隆山之南北线为界，划分东西，即金瓜石和九份两个矿区，矿权分别由两位与日本政府关系良好的日本实业家取得。
拥有九份矿权的日本人叫藤田传三郎。开采不久，因矿藏不如想象中丰富，加上工人盗金，矿区管理不易，藤田传三郎将抗日志士汇集的小粗坑租给基隆人颜云年。自此，矿区经营改为包租制，由承包者自负赢亏。这种商业模式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出黄金产量的新高峰。颜云年不仅证明了藤田传三郎的判断有误，还在巨额获利下，拥有足够的资本取得完整的经营权，九份因此成为全台湾唯一由华人经营的金矿矿区。
金瓜石矿区除了产金，也有银矿及铜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萧条，金瓜石矿区也受到波及。1933年，日本矿业株式会社买下金瓜石矿区的经营权后，在水湳洞滨海处的斜坡地上兴建新选矿场，崭新而完善的设施，加上又有新矿脉的发现，黄金产量年年提升，1938年达到最高峰。当时的金瓜石被誉为“亚洲第一贵金属矿山”。
在日本殖民者的积极开发下，金瓜石矿区每年至少开采两三吨黄金、10吨银以及更多的铜。这些金属被当作储备资金，资助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活动，也用来制造军事装备。1942～1945年，日军在此地设立战俘营，关押一千余名以英联邦成员国为主的同盟国军战俘，强迫他们到最深、最热的铜矿坑工作。那里环境恶劣，温度高达50℃，不少战俘死于非命。
从纸醉金迷到金尽人散
春回九份
20世纪30年代，金价上涨，九份进入金矿出产的鼎盛时期。当时，九份大大小小的金矿矿坑有80多个，坑道像蛛网一样四通八达;涌入九份的矿工，最多时高达3万多人。
不同版本的一夜暴富的故事吸引着矿工们一次次走进坑道。走出坑道时，伴随着他们的，常常既有生存的庆幸，又有暴富梦想破灭的失落。
九份临海的半山腰上有座著名的土地公庙——福山宫，是日据时代全台湾最大的土地公庙。这里一度香火鼎盛，是矿工们祈福保命的心灵寄托之所。当时，在矿工间流传着一句话：“入坑，命是土地公的;出坑，命才是自己的。”
暮色中的山城九份
矿工们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每年到当地最大的节日“妈祖生”，九份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铆足劲，就算卖了家当，也要大摆流水席。来的都是客，没有人在乎钱——钱去了，自然会再来。
最早，九份的陆路交通尚未开通，一切物资供给仰赖海路进行。源源不断的黄金和朝不保夕的不稳定感，让九份从一个人烟稀少、无人问津的山村野地迅速幻化为一座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山城。将这份畸形的繁荣支撑起来的，便是那呈“丰”字形的九份老街。
九份老街的分布呈“丰”字形：横向的三划，由北至南分别是基山街、轻便路和汽车路;中间的一竖，则是竖崎路。
汽车路是九份通往瑞芬镇的联络道路，因能开进汽车而得名。从外部到达九份，从汽车路登上三四百级的狭长台阶，先沿着竖崎路一路上到山顶，再逛逛两边的基山路和轻便路，便可将九份老街的繁华一览无余。
九份美食
竖崎路是一条又陡又弯的直向道路，共有300多个石阶，最窄处仅容两人并行。如今，很多观景茶馆聚集于道路两侧。
竖崎路与轻便路的交叉处，矗立着全台湾第一座电影院——升平戏院。
升平戏院，原名升平座，设立于日据时期昭和九年(1934年)，主要建材是以空心砖砌墙，屋顶则是桧木架构、钉杉木板、铺油毛毡、刷柏油，占地面积约200多平方米;建筑风格属于日据时期最流行的仿巴洛克式。一楼座椅是用学校上课用的椅子，以6张一排排列而成;二楼看台则做成U字形的木头座椅。一楼和二楼的座位加起来共有600多个;当年的柱子则是六角型的立柱。 (默克)
九份位于新北市瑞芳镇，从纸醉金迷到金尽人散，从寂寂无名到一夜暴红，百年间它大起大落的身世，就如同一部大量使用长镜头的电影，留给后人无限遐思。
从无名小村到亚洲金都
最早，九份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山村野地，山上只有九户人家，无论谁下山买东西，都会一次给大家带齐，告诉店家要“九份”。九份因此得名。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刘铭传任台湾第一任巡抚期间，修建了从基隆至台北的铁路。当时的筑路工人中有许多是曾在美国旧金山矿场工作的广东人，其中一位工人午饭后在基隆河畔散步时，无意间发现水中有砂金。消息传开，淘金者纷至沓来。短短一年时间，有3000多人聚集于此，在河水中淘拣他们的黄金梦。这期间，清政府虽然发出采金禁令，但可以想象，毫无效果。
1892年，清政府设立了基隆金砂厘局，允许人们淘金，抽取厘费。1893年，一位曾在美国采金的李姓潮州人自猴硐溯大小粗坑溪而上，在九份山顶发现山型貌似南瓜(台语称“金瓜”)的金脉露头，从此开始了金瓜石的金矿开采。随着淘金客的涌入，九份结束了它平静的农耕时期，成为财富与欲望聚集的冒险家乐园。
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殖民地，九份失业人口增加，抗日活动风起云涌，陷入混乱。1896年，日本当局颁布《台湾矿业规则》，规定只有日本国民才能经营矿业。同年10月，以基隆山之南北线为界，划分东西，即金瓜石和九份两个矿区，矿权分别由两位与日本政府关系良好的日本实业家取得。
拥有九份矿权的日本人叫藤田传三郎。开采不久，因矿藏不如想象中丰富，加上工人盗金，矿区管理不易，藤田传三郎将抗日志士汇集的小粗坑租给基隆人颜云年。自此，矿区经营改为包租制，由承包者自负赢亏。这种商业模式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出黄金产量的新高峰。颜云年不仅证明了藤田传三郎的判断有误，还在巨额获利下，拥有足够的资本取得完整的经营权，九份因此成为全台湾唯一由华人经营的金矿矿区。
金瓜石矿区除了产金，也有银矿及铜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萧条，金瓜石矿区也受到波及。1933年，日本矿业株式会社买下金瓜石矿区的经营权后，在水湳洞滨海处的斜坡地上兴建新选矿场，崭新而完善的设施，加上又有新矿脉的发现，黄金产量年年提升，1938年达到最高峰。当时的金瓜石被誉为“亚洲第一贵金属矿山”。
在日本殖民者的积极开发下，金瓜石矿区每年至少开采两三吨黄金、10吨银以及更多的铜。这些金属被当作储备资金，资助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活动，也用来制造军事装备。1942～1945年，日军在此地设立战俘营，关押一千余名以英联邦成员国为主的同盟国军战俘，强迫他们到最深、最热的铜矿坑工作。那里环境恶劣，温度高达50℃，不少战俘死于非命。
从纸醉金迷到金尽人散
春回九份20世纪30年代，金价上涨，九份进入金矿出产的鼎盛时期。当时，九份大大小小的金矿矿坑有80多个，坑道像蛛网一样四通八达;涌入九份的矿工，最多时高达3万多人。
不同版本的一夜暴富的故事吸引着矿工们一次次走进坑道。走出坑道时，伴随着他们的，常常既有生存的庆幸，又有暴富梦想破灭的失落。
九份临海的半山腰上有座著名的土地公庙——福山宫，是日据时代全台湾最大的土地公庙。这里一度香火鼎盛，是矿工们祈福保命的心灵寄托之所。当时，在矿工间流传着一句话：“入坑，命是土地公的;出坑，命才是自己的。”
暮色中的山城九份矿工们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每年到当地最大的节日“妈祖生”，九份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铆足劲，就算卖了家当，也要大摆流水席。来的都是客，没有人在乎钱——钱去了，自然会再来。
最早，九份的陆路交通尚未开通，一切物资供给仰赖海路进行。源源不断的黄金和朝不保夕的不稳定感，让九份从一个人烟稀少、无人问津的山村野地迅速幻化为一座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山城。将这份畸形的繁荣支撑起来的，便是那呈“丰”字形的九份老街。
九份老街的分布呈“丰”字形：横向的三划，由北至南分别是基山街、轻便路和汽车路;中间的一竖，则是竖崎路。
汽车路是九份通往瑞芬镇的联络道路，因能开进汽车而得名。从外部到达九份，从汽车路登上三四百级的狭长台阶，先沿着竖崎路一路上到山顶，再逛逛两边的基山路和轻便路，便可将九份老街的繁华一览无余。
九份美食竖崎路是一条又陡又弯的直向道路，共有300多个石阶，最窄处仅容两人并行。如今，很多观景茶馆聚集于道路两侧。
竖崎路与轻便路的交叉处，矗立着全台湾第一座电影院——升平戏院。
升平戏院，原名升平座，设立于日据时期昭和九年(1934年)，主要建材是以空心砖砌墙，屋顶则是桧木架构、钉杉木板、铺油毛毡、刷柏油，占地面积约200多平方米;建筑风格属于日据时期最流行的仿巴洛克式。一楼座椅是用学校上课用的椅子，以6张一排排列而成;二楼看台则做成U字形的木头座椅。一楼和二楼的座位加起来共有600多个;当年的柱子则是六角型的立柱。 (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