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自然灾害“青睐”的亚太地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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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产业集聚效应的带动与影响下，城镇人口急遽膨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呈带状分布，自然开垦无度，致使生态链遭受破坏，环境问题显著恶化。以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城市地质灾害为代表的次生环境灾害，已然给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巨大危害。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网友频发“看海”奇景，城市内涝已成热门话题。据统计，2008～2012年间，近65%的城市遭受不同程度内涝，内涝灾害达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这场60年罕见的强暴雨造成79人死亡、160.2万人受灾，近1万余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6.4亿元人民币。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有154个城市因暴雨洪水导致内涝，受灾人口多达255万，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1亿元人民币。国内某主流报刊专门就内涝成因问题向公众征询，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重地表、轻地下”、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落后、城市无限度扩张是导致城市内涝的主要成因。如上所述，一方面，囿于城市规划存在缺陷，城市急速扩张，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逢雨必涝；另一方面，具有蓄水功能的湿地资源被钢筋水泥的“森林”所替代，建筑物透水功能偏弱，以致发生强降雨时，洪峰流量增大，雨水积聚过量，造成雨污难以在短时间内排出；此外，城市用水量增加促使地下水资源开采过度，导致地面沉降，也直接降低了城市自我防御能力。毋庸置疑，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热岛效应”改变了大气环流，使得水汽分布不均匀，致使城市内部环境发生改变，加大了城市内中强降雨发生的概率。
良策何寻？
频显淫威的自然灾难，成为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各国为应对灾害危机，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日本因地震、海啸多发，在防灾、救灾领域颇有建树。日本很早就颁布了《灾害救助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等法律，作为指导灾害防御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本。日本构建起了首相负责制的中枢指挥系统，在内阁设立“中央防灾会议”，协调各方资源，统筹实施重大灾害应对策略。日本建立了体系完备的灾害预警机制与警报体系，形成了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及志愿者等多方参与的协同防灾救灾应急机制，以期调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日本还在全国各府、县、市，建立了由消防、警察、自卫队、医疗机构组成的较完善的灾害救援体系，以确保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赈济。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国民防灾教育。入学后，每一位青少年都要系统学习防灾教育课程。入职后，各单位还时常进行防灾培训。政府还经常在公众聚集地或醒目地方发放防灾宣传册，制作防灾宣传栏，并利用电视、网络等公众媒体普及自救知识，各民间团体或志愿协会也积极向大众提供各类救助服务。
新加坡尽管不是灾害多发国，但也高度重视应急防灾，并积极推行民防计划。新加坡专门成立了民防部队，承担消防、救护、营救、强制执行消防安全法规等一系列职能，隶属于内政部。一遇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政府各部门要全力配合民防部队，提供各项应急服务。此外，新加坡还鼓励民众加入民防志愿者，接受基本的民防技术培训，参与政府应急救援或演习活动。新加坡还成立了民防学院，培训各级正规民防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民防志愿者等。
中国政府也一如既往地重视灾害救助。不仅成立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的国家减灾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法案，还构建起了中国国际救援队、武警消防、民防志愿团体等多重救助体系。
如今，国际社会已充分意识到应借助国际资源开展防灾减灾合作，并在物资、资金、技术、人员等各方面施以援手和合作。为了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长期开展拉锯式谈判，最终在日本京都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京都议定书”；但囿于政治、经济等缘由，美国、加拿大等国先后退出这一公约。由此可见，国际间的合作并非一路坦途，面对灾害的侵袭，各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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