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烟草业盛行缘于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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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烟草有害健康，吸烟为何在明清时还那么盛行？除了吸烟本身易成瘾外，还与其背后的暴利有直接关系。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记载，有一个叫郑翁的烟草商，“不数年，积资巨万矣”。据清初史学家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明代末期，在北方种植烟草，“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到了清雍正、乾隆时期，利润稍有下降，但仍大大高于种植粮食作物。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乾隆年间，曾上奏称：“老少男女无不以烟相矜诩，由是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清乾隆二年进士彭遵泗也在《蜀中烟说》中记述，当年在四川种植烟草“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有如此“厚利”，怎能不“民争趋焉”？有的地方“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由于烟草对肥料和地力要求高，“种烟必须厚粪”，而且费工费时，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清人刘汶在《种烟行》诗中感叹：“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岂知谷贱饥可饱，忍使良田滋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