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烟草业盛行缘于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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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烟草有害健康,吸烟为何在明清时还那么盛行?除了吸烟本身易成瘾外,还与其背后的暴利有直接关系。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记载,有一个叫郑翁的烟草商,“不数年,积资巨万矣”。据清初史学家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明代末期,在北方种植烟草,“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到了清雍正、乾隆时期,利润稍有下降,但仍大大高于种植粮食作物。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乾隆年间,曾上奏称:“老少男女无不以烟相矜诩,由是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清乾隆二年进士彭遵泗也在《蜀中烟说》中记述,当年在四川种植烟草“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有如此“厚利”,怎能不“民争趋焉”?有的地方“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由于烟草对肥料和地力要求高,“种烟必须厚粪”,而且费工费时,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清人刘汶在《种烟行》诗中感叹:“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岂知谷贱饥可饱,忍使良田滋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