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义和团(上)
“不到三月遍地红”
至于中西文化冲突，甲午战争后，主要的还不是中西文明层面的理念冲突，而是西方各国传教士在清政府允许他们自由传教后急剧扩张，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结果就使得早期进入教会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有认识才进入，而是一些“无良”的人竞争的结果。用恭亲王的话说，他们或许就是“中国人中的垃圾”。这些人帮助教会急剧扩充了人数，但同时也使教会在中国失去了巨大的潜在信仰群。
“大阿哥”溥儁
四处流浪的失地农民，因甲午战争结束被遣散的大量兵勇，他们在游走江湖的时候相遇相识，他们中慢慢地成长出一批被称为“社区精英”的领袖，这批领袖略通武功、重然诺，具有传统儒侠的气质，喜欢出面摆平各种各样的纠纷，于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民众就在这些“社区精英”的领导下组成许多松散的民间秘密结社，这就是义和团、大刀会、红灯会等团体的来历。
清政府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两百年来一直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露头就打。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清政府不仅容忍了这些秘密结社的存在，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他们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爱国主义层面分析。其实，如果就历史事实分析，主要是清廷非常自私的考虑，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现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经历了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后，光绪帝原本就羸弱的身体出了状况。过去的研究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以为清廷保守派试图换掉皇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专制体制下，皇帝并未“龙御上宾”的时候没有办法中途换人，加上光绪帝不仅没有子嗣，而且注定以后也不会有，清廷遇到了帝制时代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思考、反复，清廷在1899年底决定为光绪帝找个大阿哥，由“大阿哥”替代光绪帝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以便使光绪帝能够静养。
如果基于一种道义、善良，对清廷的这种做法应该给予同情、理解。然而1898年的血腥确实使清廷在国内外丧失了一些道义上的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对清廷的攻击使海内外都信以为真，上海名流数千人竟然致电朝廷反对换人;各国公使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也不愿与清政府沟通，了解事情真相。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与德国官员合影
其实，清廷选定大阿哥，表明其有意结束过去、重新开始。至于大阿哥和他的父亲，好像也不是后来所妖魔化的那样邪恶。大阿哥是一个可以塑造、培养的孩子，相信那些全国一流名师要不了几年时间就会将其训练成一个彬彬有礼的君主;至于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在那之前只不过就是个王爷，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说不上保守，也说不上激进。他们父子只是因为与皇室血缘关系更近些，所以得到了这个机会。国内外特别是各国公使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去与清政府积极接触，事情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各国公使拒不承认大阿哥，不愿意与端王进行任何接触，这其实是将清政府推向一个保守的方向，因为这毕竟关涉一个王朝的尊严、主权。
中外之间因大阿哥事件引发僵持无法化解，原本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端王载漪开始变得不耐烦，开始厌恶洋人，并开始排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有意识利用了义和团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不满，希望以此寻求中外关系的突破。
在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等民间结社，在过去几年因山东的大开挖、大发展而急剧膨胀，但山东地方当局从全国大局出发，适当运用软硬两手进行对付，应该说得到了适度控制。换言之，当中外之间交涉不那么顺畅时，山东巡抚适度释放民间排外情绪，给列强以颜色;而当中外交涉比较顺畅时，山东地方当局就尽量控制住民间的排外情绪。甲午战争后短短几年，山东巡抚先后换了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尤其是毓贤，为了稳定地方，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区失去土地的流民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略表同情，一旦某地发生民教冲突、中外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就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中国人与外国人分别开来，尽量使本地人、中国人获得解脱，将责任尽量推给外地人、外国人，甚至宣称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团、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冲突与真正的义和团、大刀会并无关联。
毓贤
毓贤等人息事宁人的做法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情有可原，但各国公使对这样的做法非常恼火。在各国公使一再强烈要求下，1899年底，清廷终于用袁世凯替换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主持过朝鲜的对外事务，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甲午战争后，他一直主持新军训练，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干才、勇于任事，而且具有现代理念，与守旧者不同。他们相信，由袁世凯主持山东，长时期困扰各国的民教冲突势必能得到缓解。
正如各国公使所期待的那样，袁世凯上任伊始，迅即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山东境内义和团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团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袁世凯的软硬两手迅速见效，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中国民众杀害后，袁世凯迅速缉拿凶犯，严厉镇压，杀一儆百，使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迅速溢出山东，逃往那些还没有动手镇压义和团的地区。
义和团这些民间结社虽然有杀人越货的行为，但毕竟不是这些结社的整体及本质，因而袁世凯在山东境内的强硬固然有效，但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不管怎么说，这些民众都是大清的子民，因而清廷不可能痛下决心在全国范围镇压。所谓“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主要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强硬镇压，使发生在山东的这些组织向全国迅速溢出，京、津、直隶地区成为重灾区，这些流民“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 凯 (马勇)
至于中西文化冲突，甲午战争后，主要的还不是中西文明层面的理念冲突，而是西方各国传教士在清政府允许他们自由传教后急剧扩张，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结果就使得早期进入教会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有认识才进入，而是一些“无良”的人竞争的结果。用恭亲王的话说，他们或许就是“中国人中的垃圾”。这些人帮助教会急剧扩充了人数，但同时也使教会在中国失去了巨大的潜在信仰群。
“大阿哥”溥儁四处流浪的失地农民，因甲午战争结束被遣散的大量兵勇，他们在游走江湖的时候相遇相识，他们中慢慢地成长出一批被称为“社区精英”的领袖，这批领袖略通武功、重然诺，具有传统儒侠的气质，喜欢出面摆平各种各样的纠纷，于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民众就在这些“社区精英”的领导下组成许多松散的民间秘密结社，这就是义和团、大刀会、红灯会等团体的来历。
清政府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两百年来一直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露头就打。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清政府不仅容忍了这些秘密结社的存在，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他们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爱国主义层面分析。其实，如果就历史事实分析，主要是清廷非常自私的考虑，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现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经历了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后，光绪帝原本就羸弱的身体出了状况。过去的研究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以为清廷保守派试图换掉皇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专制体制下，皇帝并未“龙御上宾”的时候没有办法中途换人，加上光绪帝不仅没有子嗣，而且注定以后也不会有，清廷遇到了帝制时代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思考、反复，清廷在1899年底决定为光绪帝找个大阿哥，由“大阿哥”替代光绪帝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以便使光绪帝能够静养。
如果基于一种道义、善良，对清廷的这种做法应该给予同情、理解。然而1898年的血腥确实使清廷在国内外丧失了一些道义上的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对清廷的攻击使海内外都信以为真，上海名流数千人竟然致电朝廷反对换人;各国公使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也不愿与清政府沟通，了解事情真相。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与德国官员合影其实，清廷选定大阿哥，表明其有意结束过去、重新开始。至于大阿哥和他的父亲，好像也不是后来所妖魔化的那样邪恶。大阿哥是一个可以塑造、培养的孩子，相信那些全国一流名师要不了几年时间就会将其训练成一个彬彬有礼的君主;至于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在那之前只不过就是个王爷，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说不上保守，也说不上激进。他们父子只是因为与皇室血缘关系更近些，所以得到了这个机会。国内外特别是各国公使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去与清政府积极接触，事情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各国公使拒不承认大阿哥，不愿意与端王进行任何接触，这其实是将清政府推向一个保守的方向，因为这毕竟关涉一个王朝的尊严、主权。
中外之间因大阿哥事件引发僵持无法化解，原本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端王载漪开始变得不耐烦，开始厌恶洋人，并开始排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有意识利用了义和团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不满，希望以此寻求中外关系的突破。
在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等民间结社，在过去几年因山东的大开挖、大发展而急剧膨胀，但山东地方当局从全国大局出发，适当运用软硬两手进行对付，应该说得到了适度控制。换言之，当中外之间交涉不那么顺畅时，山东巡抚适度释放民间排外情绪，给列强以颜色;而当中外交涉比较顺畅时，山东地方当局就尽量控制住民间的排外情绪。甲午战争后短短几年，山东巡抚先后换了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尤其是毓贤，为了稳定地方，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区失去土地的流民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略表同情，一旦某地发生民教冲突、中外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就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中国人与外国人分别开来，尽量使本地人、中国人获得解脱，将责任尽量推给外地人、外国人，甚至宣称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团、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冲突与真正的义和团、大刀会并无关联。
毓贤毓贤等人息事宁人的做法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情有可原，但各国公使对这样的做法非常恼火。在各国公使一再强烈要求下，1899年底，清廷终于用袁世凯替换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主持过朝鲜的对外事务，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甲午战争后，他一直主持新军训练，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干才、勇于任事，而且具有现代理念，与守旧者不同。他们相信，由袁世凯主持山东，长时期困扰各国的民教冲突势必能得到缓解。
正如各国公使所期待的那样，袁世凯上任伊始，迅即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山东境内义和团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团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袁世凯的软硬两手迅速见效，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中国民众杀害后，袁世凯迅速缉拿凶犯，严厉镇压，杀一儆百，使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迅速溢出山东，逃往那些还没有动手镇压义和团的地区。
义和团这些民间结社虽然有杀人越货的行为，但毕竟不是这些结社的整体及本质，因而袁世凯在山东境内的强硬固然有效，但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不管怎么说，这些民众都是大清的子民，因而清廷不可能痛下决心在全国范围镇压。所谓“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主要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强硬镇压，使发生在山东的这些组织向全国迅速溢出，京、津、直隶地区成为重灾区，这些流民“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 凯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