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义和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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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根本不知道天津方面的情形，所以19日下午的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让他们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下午5时，总理衙门向11国公使及关税处送去12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24小时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清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历史性灾难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外国人对生命的理解与中国人很不同，各国公使弄不清这份照会的意义，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险找清政府中负责任的人弄清真相。11国公使争论了一个晚上不了了之。天亮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大家一起前往总理衙门，至少要向中方表达24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公使馆外面的情形或许真的很乱，或许他们被清政府的决绝镇住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响应克林德的建议。
克林德是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人，别人不去更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完成这个使命，更何况他与总理衙门本来就有一个约会，所以，克林德带着秘书前往总理衙门。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克林德就被清军一枪毙命。这一天为6月20日，自此之后，公使馆的外国人再也没有人敢出来活动，他们既不愿与清政府交涉，也没有办法与在天津的外国领事联系。公使馆成为一个孤立的堡垒，上千名外国人、教民在里面困守，外面则被清军、义和团层层包围。
义和团包围公使馆，无疑要以外国人为对手，至少是与
追随外国人的“二鬼子”教民为敌。至于清军，很难说是要进攻公使馆，因为正像慈禧太后稍后西行途中所说，假如清军执意进攻公使馆，一声令下，公使馆早就夷为平地了。言下之意，清军并不是与义和团民众“合围”公使馆，而是将义和团与公使馆隔开，保护公使馆的安全。应该承认，这个说法是对的。
清军护卫着公使馆，但清政府对世界的所有发言并不被各国政府所信任，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北京，但各国政府与公使馆无法取得直接联系。至于在天津的各国领事、各国海军将领，他们虽然对各国公使的处境深感焦虑，但他们普遍高估了义和团的威胁和清军的实力，一定要等各国增援部队来了才肯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一天天消逝，中外僵局也没有办法打开。直至8月初，八国联军中的七国军队在天津完成集结。4日下午，约两万联军开始向北京出发。仅仅10天后，即8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进入使馆区，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外交官、传教士恢复了自由。
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确实使北京遭受到1860年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联军进入北京不久，应清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清廷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认为清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团的错误，必须就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
经过漫长的谈判，清政府与列强就惩办肇祸大臣、赔偿、使馆区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联军驻防、拆除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事设施等问题达成共识。1901年9月7日签署了“北京议定书”，通常又被称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向各国支付的赔款总额为4.5亿两白银，清政府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并承诺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灾难，中国将加大改革，尽快与世界接轨。这个条约，一方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重新起步的开始。这一年清政府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意思；几年后的预备立宪，其实也是“北京议定书”的逻辑发展。
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近代以来最大的耻辱，也因这场战争重新起步，踏上走向世界的不归路。(完)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