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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诺奖(2)
http://www.100md.com 2016年11月1日 《百科知识》2016年第21期
另眼看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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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诺奖

     吴健雄

    爱因斯坦称梅特纳是“德国的居里”。国际纯粹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为纪念梅特纳,把109号元素命名为Meitnerium(Mt)。1966年度的费米奖同时授予哈恩、梅特纳和斯特拉斯曼三人,可以算作对原子裂变发现者的认定和正名。诺贝尔奖的宗旨本来是“彰贤”,有时却恰恰做出“蔽贤”的事体,令人不胜唏嘘。

    自有路人说短长

    由此会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1957年初,当发现宇称不守恒原理的消息轰动世界时,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的名字总是“三位一体”“三足鼎立”的。待到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却唯独没有了吴健雄,难免让公众大惑不解。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世界的基本法则是对称和守恒的,所有自然现象都保持“左右交换不变”,或叫“原物和镜象对称”。1956年4月,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引起科学界巨大震撼。然而,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猜想阶段。1956年春天,李政道拜会吴健雄,共同查询了数百个物理学家上千页的实验记录,发现从来没有人做过基本粒子遵循宇称守恒定理的实验。

    吴健雄立即意识到一个重大机会正在敲门。她精心设计了两个初态相同的钴60装置,用方向相反的电流导致它们方向相反的极化。再比较这两个互为镜像的钴60装置在β衰变中是否对称。这一实验最大的难度在于必须创造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才能让钴60基本停止分子热运动,从而去除“背景噪声”干扰,幸亏美国国家标准局有能力达到0.003开氏度的超低温。

    吴健雄平均每天睡眠4小时,奔走于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间。1957年1月9日凌晨2点,实验终于得到确切的结果,千真万确,反向自旋的核子比顺向自旋的核子辐射出更多电子。《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被实验推翻》。可以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是以吴健雄的实验成功而一锤定音的。

    吴健雄一生硕果累累,几乎遍获世上所有的科学奖,唯独缺少诺贝尔奖。“大风吹倒房前树,自有路人说短长”,谁会认为这是吴健雄的尴尬和难堪呢?

    许多科学家都遭遇过类似吴健雄的晦气和背运。1961年诺贝尔化学奖单独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文,表彰他利用碳14示踪发现光合作用中二氧化碳转变为糖的生化流程,即“卡尔文循环”,但却将长期合作、比肩齐名的本森和巴斯汉姆排除在外;197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机电工程师豪斯菲尔德和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褒扬他们对X射线成像技术的贡献,而最早发表X射线断层扫描论文并取得专利的美国科学家奥尔登多夫却榜上无名;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意大利女生物学家蒙塔尔尼奇和美国生物学家科恩,因为他们发现了神经生长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而处处呵护提携蒙塔尔尼奇,并在彼此合作和独立工作中互有建树的华盛顿大学胚胎学家汉伯格却被摒弃不顾,致使这两位白首科学家30年的至交毁于一旦,令人对诺贝尔奖法力的巨大和人类友情的脆弱不胜浩叹;199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生物学家夏普和罗伯茨,表彰他们发现了编码基因的不连续性,却忘记了华人女科学家周芷才是两篇断裂基因论文的第一作者,也是用电镜对腺病毒进行实验的设计、操作和判读者,罗伯茨只是叨陪末席的第四名。诸如此类的斯德哥尔摩判例不胜枚举,科学界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萨兹(左)和瓦克斯曼

    “小人物”的命运

    诺贝尔奖不仅有科学巨匠的角逐,也会涉及小人物的命运,并更能拷问科学的道德和良心。

    当新问世的青霉素对结核菌无能为力,“肺痨病”便高居人类杀手的榜巅。美国罗格斯大学一位23岁的研究生萨兹通过对百余种菌株的测试,终于从农家庭院土壤中分离出链霉素菌株,其具有显著的抗结核功能。实验室主任兼导师瓦克斯曼闻讯后眼睛发亮了。链霉素很快轰动世界。当萨兹继续拿着40美元的微薄月薪,在阴暗密封的地下室里冒着感染危险日夜研究时,瓦克斯曼已经把链霉素的发现权据为己有,并忙于登报扬名和寻找财路。涉世未深的萨兹当然不会看破老谋深算的导师已经下套设局,他于1946年和瓦克斯曼签署协议,为了科学进步和人类福祉,将链霉素发现权出让给学校基金会,自己则一文不名离开了罗格斯大学。

    3年后,萨兹突然得到难以置信的消息,瓦克斯曼根本没有将链霉素专利用于公益事业,反而从默克公司和罗格斯大学基金会收取20%提成,累计35万美元。萨兹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1950年3月,他愤然将瓦克斯曼和罗格斯大学告上法庭。这一决绝行动让导师和校方大出意料。经过一年对簿公堂,最终达成庭外解决:瓦克斯曼承认萨兹为链霉素的共同发现者并赔偿12.5万美元专利费。公平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

    然而,萨兹为其“惨胜”付出了无穷的代价。他先后应聘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却无一处愿意录用,因为他违反了学术界的潜规则,竟敢状告自己的导师。瓦克斯曼更公开宣称,学生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手”,“一切成果归导师”理所当然。

    1952年10月,传来了瓦克斯曼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更让萨兹悲愤交加。法院已经有明确判决,链霉素发现权归双方共有。抛开是非和道德,诺贝尔奖难道有权无视法律吗?“老天莫施恩,施恩强者得”,导师在斯德哥尔摩风光无限,萨兹却在美国无法容身,最后只好远赴智利谋一份工作。直到1994年4月28日纪念链霉素诞生50周年的时候,萨兹才终于得到承认,获得了罗格斯大学颁发的奖章。时年74岁的萨兹一脸沧桑,他不再需要“迟到的光荣”,50年来他甚至不和女儿谈起这件辛酸往事。 (赵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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