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典当”
典当行即当铺，其经营业务就是收取衣、物、首饰等诸般实物作为质押，放款给典当人。典当人要按约定期限到当铺赎取实物并支付贷款本息，如遇逾期未来赎取者，当铺就没收其所抵押的实物，变卖以偿贷。
典当的历史
典当业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中国典当业的出现比西方要早近千年。《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典当业在中国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则可追溯到中世纪。”中国史籍关于典当活动的零散记载最早见于汉代，但由于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大规模、成气候的典当活动，只能认为是随机性的行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贷”为“以物质钱”。南朝宋的范晔在《后汉书·刘虞传》中也提到过“典当胡夷”。凡此种种，说明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以物质钱的活动，虽然此间并未出现典当机构，但社会中“典当”行为的逐渐活跃，也促进了中国典当业的萌生。
中国典当业发端于南朝的佛寺，当时被称为“质库”或“长生库”。南朝寺院质库是以济贫救世的慈善面目出现的，正所谓“佛物出息，还著佛无尽财中”。这“回转求利”“出息取利”的“无尽财”，既可生息积财事佛，又是解决贫民一时窘急而行的慈善救助之举。随着南北佛寺寺院质库的产生以及质钱活动的不断发展，经过一定时期的演变，社会上一个专门从事以物质钱的借贷行业——典当逐渐形成。
唐朝时期，国家繁盛，社会稳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典当也从单一的寺库质贷发展成为官营、私营和寺营三种形式并存的兴盛局面。《旧唐书》卷一八三记载：“籍其(指太平公主)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全唐文》卷七八中也说道：“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典当业的出现促进了经济发展，方便了市民生活。
宋代是中国都市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这就为与之关系密切的典当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新的历史契机。宋代典当业的资本性质同唐代大体相似，即官当、商(民)当和寺院质库并行于世。不过，宋朝官、商典当行业的经营规模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寺院质库。
旧时广东典当行
金代历史虽短，其典当业发展却颇具特色。在唐、北宋两代的基础上，金代典当业的经营管理及实施的相关政策、法规日臻完善。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朝廷颁布了一部管理完备的典当法规，其中规定：当本按当物估值七成折价;利息规定月利一分，当期规定“经二周年外，又愈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即当期二年，允许超期一个月，到期不赎便可变卖;当物损失应由当铺承担赔偿责任。
元代仍持续着唐宋以来僧俗并举的局面，并且寺院的质贷活动依旧活跃。如《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僧道教门清规》记载：“(皇庆二年江浙行省言)各处住持耆旧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起盖退居私宅，开张解库(即当铺)。”
明代中国的典当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继续发展，但基本上都是商人资本、民间经营，并进一步突出了皖、晋、闽等地缘性行帮与地域性商业文化传统。有清以来，典当业兴旺，无论资本、铺数还是规模、类型，其发展势头都是空前的，是以往历代所难以相比的。
中国典当业在经历了明清两朝的繁荣兴旺之后，于清末民初逐渐衰落。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革，典当业在大陆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度消失30多年的典当业又在温州、沈阳等一些大中城市悄然复活，得以新生。据统计，到2013年5月底，中国内地共有约7000家典当行在运行经营中。
当铺的特色
旧时的当铺，其外观给人的印象大体如此：极大的一个繁体“當”字悬挂在门口，气势夺人。走进当铺之后，两米多高的柜台中间留有一个猫洞似的小窗口，周围皆用铁栅栏钉死;高高的柜台用坚固的榆木制成，外边镶着富有韧性的竹条，再钉上钉子。可以想象，昏暗的店堂，高高在上的窗口，典当人从漆黑的大门进来，走不到两步，仰视这窗口，心里那份忐忑和虚弱，即便是体型高大、生相威猛的汉子，在这里也不由自主地显得渺小了。
当铺(平遥古城)
1922年冬，鲁迅在为其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所作的自序中回忆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比我高一倍，我从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诬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买药。”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创作过一幅《高柜台》的漫画：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踮着脚，抬头看着当铺柜台前的朝奉，左手扶着柜板以求站稳，抬起右手向上举起一包要当的东西，然而那被高高举起的当物还尚未够及柜台的上沿。尽管画上的柜台并非鲁迅笔下的那样，但也比漫画中男孩子的个头高出一半。日本学者宫尾茂在其著作《支那街头风俗》中介绍到中国当铺时，也注意到店堂前七八尺高、带围板的大柜台，当客举起手还仅仅伸到距离柜台上沿一尺多远的地方。
明清之际的典当建筑，因其地域及行业因素形成了相对不同的地域性、功能性特征。例如北方因气候比南方干燥，便不像南方典当行那样特别强调防潮问题;而南方冬季远没有北方寒冷，所以无需备有北方典当行所需的保暖设施。还有，因典当业内多储藏来往的钱财和细软，防火、防盗是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当铺的建筑、设施要尽量坚固、完备、合理。有的当铺为了防盗，还专门建有值更守夜的鼓楼。清代人顾张思所著《土风录》的卷四“鼓楼”条记载：“城隅有楼曰鼓楼，典质家亦起楼置鼓，以守夜。”出于安全考虑，历史上许多典当建筑都修建得像军事堡垒一样坚固，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典当的招幌文化
所谓“招幌”，即“招牌”与“幌子”的复式通称。典当业的特有标志不仅有高大、森然的营业柜台，还有别具一格的典当招幌。典当招幌分为两类：一是文字招幌，二是象形招幌或标志幌。
文字招幌是将直接表现本行业经营内容的“典”“当”“质”“押”等单字醒目地挂于墙、屏或招牌上，以招徕顾客。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对过巷中那座解库门面上的“解”字。明清时期，由于质铺多被称为“典当”或“当铺”，所以在铺门前挂两面大书“当”字的“一字招”木牌，成为当时的行业习惯。木牌四角用铜片包饰，“当”字之外间或书以小字铺号。清代因迫于政府律令而以小字在牌下端标示“军器不当”字样。清末民初，广东典当因不实行当时的领当帖缴帖税制度而实行缴饷银，因而其文字招幌则多写为“饷按”“饷押”等字样。另外，旧时有些讲究的当铺不用木牌，而是用铜制字牌，以示庄重。
象形招幌或标志幌主要流行于北方，而且兼以字幌为辅助幌，其中北京是比较典型的。杨肇遇在《中国典当业》一书中提到：“北平颇为特异，其他之典当，墙上并不大书其当字，惟门前悬特制巨大之缗钱两贯。初至者，往往误以为钱铺，实则为典当之标记耳。此因习惯不同，而设备以异也。”
典当招幌是典商用以标示经营内容、规模和招徕顾客的特殊标志，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典当招幌是否醒目、庄重，对当铺的生意有直接的影响，因而一向为典商格外看重，并形成相应习俗。典当招幌的演变轨迹，基本上是由简到繁，再由繁而简的，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功能、特性则始终如一。
当票
典当业在历史上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融资行业，从古代的解百姓燃眉之急到如今作为银行融资的补充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社会生活史中都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王 凯 (崔猛)
典当的历史
典当业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中国典当业的出现比西方要早近千年。《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典当业在中国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则可追溯到中世纪。”中国史籍关于典当活动的零散记载最早见于汉代，但由于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大规模、成气候的典当活动，只能认为是随机性的行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贷”为“以物质钱”。南朝宋的范晔在《后汉书·刘虞传》中也提到过“典当胡夷”。凡此种种，说明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以物质钱的活动，虽然此间并未出现典当机构，但社会中“典当”行为的逐渐活跃，也促进了中国典当业的萌生。
中国典当业发端于南朝的佛寺，当时被称为“质库”或“长生库”。南朝寺院质库是以济贫救世的慈善面目出现的，正所谓“佛物出息，还著佛无尽财中”。这“回转求利”“出息取利”的“无尽财”，既可生息积财事佛，又是解决贫民一时窘急而行的慈善救助之举。随着南北佛寺寺院质库的产生以及质钱活动的不断发展，经过一定时期的演变，社会上一个专门从事以物质钱的借贷行业——典当逐渐形成。
唐朝时期，国家繁盛，社会稳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典当也从单一的寺库质贷发展成为官营、私营和寺营三种形式并存的兴盛局面。《旧唐书》卷一八三记载：“籍其(指太平公主)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全唐文》卷七八中也说道：“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典当业的出现促进了经济发展，方便了市民生活。
宋代是中国都市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这就为与之关系密切的典当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新的历史契机。宋代典当业的资本性质同唐代大体相似，即官当、商(民)当和寺院质库并行于世。不过，宋朝官、商典当行业的经营规模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寺院质库。
旧时广东典当行金代历史虽短，其典当业发展却颇具特色。在唐、北宋两代的基础上，金代典当业的经营管理及实施的相关政策、法规日臻完善。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朝廷颁布了一部管理完备的典当法规，其中规定：当本按当物估值七成折价;利息规定月利一分，当期规定“经二周年外，又愈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即当期二年，允许超期一个月，到期不赎便可变卖;当物损失应由当铺承担赔偿责任。
元代仍持续着唐宋以来僧俗并举的局面，并且寺院的质贷活动依旧活跃。如《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僧道教门清规》记载：“(皇庆二年江浙行省言)各处住持耆旧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起盖退居私宅，开张解库(即当铺)。”
明代中国的典当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继续发展，但基本上都是商人资本、民间经营，并进一步突出了皖、晋、闽等地缘性行帮与地域性商业文化传统。有清以来，典当业兴旺，无论资本、铺数还是规模、类型，其发展势头都是空前的，是以往历代所难以相比的。
中国典当业在经历了明清两朝的繁荣兴旺之后，于清末民初逐渐衰落。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革，典当业在大陆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度消失30多年的典当业又在温州、沈阳等一些大中城市悄然复活，得以新生。据统计，到2013年5月底，中国内地共有约7000家典当行在运行经营中。
当铺的特色
旧时的当铺，其外观给人的印象大体如此：极大的一个繁体“當”字悬挂在门口，气势夺人。走进当铺之后，两米多高的柜台中间留有一个猫洞似的小窗口，周围皆用铁栅栏钉死;高高的柜台用坚固的榆木制成，外边镶着富有韧性的竹条，再钉上钉子。可以想象，昏暗的店堂，高高在上的窗口，典当人从漆黑的大门进来，走不到两步，仰视这窗口，心里那份忐忑和虚弱，即便是体型高大、生相威猛的汉子，在这里也不由自主地显得渺小了。
当铺(平遥古城)1922年冬，鲁迅在为其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所作的自序中回忆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比我高一倍，我从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诬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买药。”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创作过一幅《高柜台》的漫画：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踮着脚，抬头看着当铺柜台前的朝奉，左手扶着柜板以求站稳，抬起右手向上举起一包要当的东西，然而那被高高举起的当物还尚未够及柜台的上沿。尽管画上的柜台并非鲁迅笔下的那样，但也比漫画中男孩子的个头高出一半。日本学者宫尾茂在其著作《支那街头风俗》中介绍到中国当铺时，也注意到店堂前七八尺高、带围板的大柜台，当客举起手还仅仅伸到距离柜台上沿一尺多远的地方。
明清之际的典当建筑，因其地域及行业因素形成了相对不同的地域性、功能性特征。例如北方因气候比南方干燥，便不像南方典当行那样特别强调防潮问题;而南方冬季远没有北方寒冷，所以无需备有北方典当行所需的保暖设施。还有，因典当业内多储藏来往的钱财和细软，防火、防盗是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当铺的建筑、设施要尽量坚固、完备、合理。有的当铺为了防盗，还专门建有值更守夜的鼓楼。清代人顾张思所著《土风录》的卷四“鼓楼”条记载：“城隅有楼曰鼓楼，典质家亦起楼置鼓，以守夜。”出于安全考虑，历史上许多典当建筑都修建得像军事堡垒一样坚固，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典当的招幌文化
所谓“招幌”，即“招牌”与“幌子”的复式通称。典当业的特有标志不仅有高大、森然的营业柜台，还有别具一格的典当招幌。典当招幌分为两类：一是文字招幌，二是象形招幌或标志幌。
文字招幌是将直接表现本行业经营内容的“典”“当”“质”“押”等单字醒目地挂于墙、屏或招牌上，以招徕顾客。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对过巷中那座解库门面上的“解”字。明清时期，由于质铺多被称为“典当”或“当铺”，所以在铺门前挂两面大书“当”字的“一字招”木牌，成为当时的行业习惯。木牌四角用铜片包饰，“当”字之外间或书以小字铺号。清代因迫于政府律令而以小字在牌下端标示“军器不当”字样。清末民初，广东典当因不实行当时的领当帖缴帖税制度而实行缴饷银，因而其文字招幌则多写为“饷按”“饷押”等字样。另外，旧时有些讲究的当铺不用木牌，而是用铜制字牌，以示庄重。
象形招幌或标志幌主要流行于北方，而且兼以字幌为辅助幌，其中北京是比较典型的。杨肇遇在《中国典当业》一书中提到：“北平颇为特异，其他之典当，墙上并不大书其当字，惟门前悬特制巨大之缗钱两贯。初至者，往往误以为钱铺，实则为典当之标记耳。此因习惯不同，而设备以异也。”
典当招幌是典商用以标示经营内容、规模和招徕顾客的特殊标志，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典当招幌是否醒目、庄重，对当铺的生意有直接的影响，因而一向为典商格外看重，并形成相应习俗。典当招幌的演变轨迹，基本上是由简到繁，再由繁而简的，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功能、特性则始终如一。
当票典当业在历史上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融资行业，从古代的解百姓燃眉之急到如今作为银行融资的补充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社会生活史中都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王 凯 (崔猛)